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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起,到抗战时期止, 列强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与中国签订上千项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列强获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权、租界、租借地、驻兵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投资设厂权、片面最惠国条款、文化侵略等等特权。这些帝国主义特权互相补充,互为呼应,织成了一张严密的铁网。尽管不平等条约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但列强却依靠武力为后盾,使中国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最初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不懂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略性质,只是直观地对损兵折将、割地赔款、强开商埠痛心疾首,因此反侵略斗争的矛头并未明确指向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大, 中国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世界现状的了解。尽管不能从帝国主义本质上认识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 但对不平等条约违背国际法的性质却逐渐有所了解, 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也渐有切身体会。尤其是日本废除外国特权的事实, 对中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由此开始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随着条约而来的负面影响的加深,中国历届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想修订关税税则, 以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 清政府向列强提出使关税税则确实值百抽五和修改治外法权的要求。1917年, 北洋政府与列强进行了增收关税的谈判。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 中国代表第一次提出了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条件, 并围绕二十一条所引起的山东问题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外交斗争。在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 ,中国代表又一次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提案。列强表示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适当时期召开关税会议使中国关税税则到切实值百抽五和增收二五附加税;在适当时候组成一个委员会凋查中国司法状况,看中国是否适宜取消治外法权。英国应交还威海卫租借地,法国承认交还广州湾,日本也允许有条件的交还在山东霸占的权益。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只是停留在国际法意义的水平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因而没有出现系统的有组织的反帝废约运动,也未能真正触动不平等条约体系。
抗日战争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摆脱在旧的国际体系中的屈辱地位。抗战前期,废约问题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作为对中国的一种道义支持和精神声援,美英政府数次声明,将在远东战争结束后与中国讨论废约问题。1940年7月8号,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宣布: “英国准备于战争结束之后, 根据互惠及平等原则, 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及修改条约”。 之后,美国政府声明将在“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议,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它一切美国及其它国家根据国际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立即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同时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中意或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这样, 中国与德、日、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即行废除。由于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日益显露, 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与中国逐渐走到一起, 最终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中国成为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的四大国之一。但是旧约的存在无疑从法律上把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极不相称。从现实需要来说, 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 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因此美英等国都开始考虑提前废约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1942年3月27日提出一份备忘录, 详细地分析了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的利弊得失。他的结论是,立即废约具有“更重大更持久的意义”。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建议本国应该立即行动,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应通过以保留特权来维护在华利益, 维护利益的最佳途径应是与中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和发展双边贸易,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保守地坚持部分废约,且建议美英两国在废约问题上采取平行行动,欲以两国共同努力谋求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华权益。中国方面在9月下旬已决定提出废约问题。10月4 日, 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表示, “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明确地向美方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
1942年夏,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途岛大战的胜利,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也为中国政府的废约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3月,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约的潮流。正在美国商谈美援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示, 希望立即废除旧约,订立新约。4月, 宋美龄访美期间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 呼吁有关国家尽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引起广泛关注。由于宋美龄身份特殊, 美国对该文甚为重视,同时美国国内盛行着对中国的同情。于是, 美国务院向英国外交部建议考虑在战时废约。
10月9日, 美英根据事先约定, 同时通知中国驻美英使节: 美英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除在华治外法权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之间的谈判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以美方提出的新约草案为基础, 中方就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谈判, 美方基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但中英之间的谈判却在香港九龙租借地问题上陷入困境。中国政府要求废止1898 年订立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 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 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但英方认为新界问题不在英国准备与中国谈判的范围之内。对此,中方指出,租借地与租界本属同一范畴,既然中英新约将取消在华租界,新界问题理所当然应在谈判之列。蒋介石甚至表示,如果中英新约内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但英方仍拒绝讨论新界问题。僵持之下,还是中国政府作出让步,决定暂时搁置九龙问题,中英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1943年1月11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 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新约规定废除英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区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英籍海关税务司权等特权,同时宣布废除《辛丑条约》, 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及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九龙问题未列入中英条约,但中国政府以照会形式提出保留。以美英废约为先导,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条约,废止这些国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随即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则在战后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根据新签订的条约,取消了外国在中国的下列特权:领事裁判权( 是这次废约的主要内容);上海及厦门的公共租界及其特权;取消各国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与商埠;取消外籍领港人;取消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取消1901年《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驻军权及使馆权,其他关于有影响中国主权而为此次新约所未涉及的各问题, 亦可依照国际公法及现代国际惯例, 随时会商解决之。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基本被打破,中国的废约运动至此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废约之所以实现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战时废约的机遇是抗战时期正式国际格局重建时期,二战的发生使的世界都处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中国战场发起对日本的战争是世界大战至关重要的环节。英美等盟国考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一重大目标的时候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刮目相看。如果中国仍是一个虚弱得病夫, 如果中国没有牵制住百万日军, 战时废约是不可能达成的。毫无疑问, 是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废约的实现,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应该给这次的废约予以肯定,他打破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废除了外国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为中国的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单不可否认新约有缺点与不足, 新约并未完全彻底地清除不平等的特权,中国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地位,没有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 只是走向完全独立平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形式上的平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平等。但使中国获得了独立自主权,从此结束了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标志着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决定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此时的国力差距及历史的遗留影响,而并非基于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恢复了曾经丧失的部分国家主权,在法律上已不再处于被歧视地位,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确认。虽然这距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尚有一段距离,但这毕竟是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梯。
战时废约外交并非完美无缺,它甚至还带有弱国外交的烙印,但综观整个废约交涉的得失,我们仍不妨说,其成就斐然。它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不懈顽强御侮的历史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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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后方即敌人的后方也就是说是敌人的占领区,两军对峙形成相当长的一道战线,一方人员越过了这道战线,并且深入过这道战线一定的距离,就叫做敌人的后方,后方是给前线提供弹药和生活补给,较大的医疗医院以及物资装备的制造生产研发等,异常危险。 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获取国外能源的特点 全文如下:
能源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民众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动力源。现代战争中,由于战时交通和武器装备的需求,能源更成为前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因而保障战时能源供给就成为行政当局最为重要的使命和任务之一。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国土大片沦丧,能源储备相对丰富的东北、华北等地区相继为日军所侵占,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北、西南两隅。日军还千方百计切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切断大后方的能源供应,能源输入日渐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随着战事进展,后方运输工具不断增加,仅军政部一个部门,1939 年有各种军用车辆近13000 辆,每月需油为 2485005 加仑。然而 8 月中旬军政部存油仅有 1430000 加仑,远不敷使用。故而何应钦疾呼: “油荒危险,即在目前燃眉之急,亟待救济”.①大后方的能源生产此时尚未走上正轨,缓不济急,从外部输入能源就成为必然选项。不过大后方从外部输入能源的过程,却因未有预先筹划而困难重重。
其实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能源保障,有识之士早有建言。战前就有人指出: “石油之重要识者类多知之,况近年全国公路建设一日千里,航空飞机扩充不已,石油之消耗量与之俱增。设一旦战事爆发,则运输汽车、坦克车、飞机等无一非以石油为动力之源。吾国石油向仰给于外人,漏卮年达数万元。万一战事发生,海口为人封锁,遂更有坐以待毙之危。”②1935年初,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建议,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铺设油管到重庆。他设法获得了美国油管设备公司支持,并得到了铺设油管的技术资料和经济成本核算资料。③然而因为相关经费无着落和美国顾问的反对,该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铺设战略性能源管道的计划遂告搁浅。尽管民间人士为能源战备奔走呼号,国民政府高层却虑不及此,全然没有周密考虑战争爆发之后能源的需求,更没有对能源输入的线路预为筹备,以至于战时大后方能源供给完全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仅仅依靠应急性的措施来予以保障。
战争之初,日本海军就利用其优势,实施了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封锁,只不过因中国海岸线辽阔,日方又未对英美等国公开宣战,封锁难免存在漏洞。此时,香港到广州交通线路成为主要的能源通道,美孚、亚细亚、德士古等外国石油公司尚可打着第三国的旗号从沦陷区输入石油,国民政府便鼠目寸光,依赖这种依靠走私的石油供给方式。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日军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1941 年 1 月裕仁天皇亲自确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要求对华“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④大本营随即于 2 月 26 日下达第 488 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
⑤日军随后进行了广州作战,封锁了香港到广州的能源运输通道。此通道一失,国民政府方才如梦初醒,仓卒间寻求其他的能源通道。1939 年 5 月,在经过与法属越南殖民当局的艰难交涉之后,滇越铁路局同意从当月 22 日起,“以总运量的 4/9 拨交海防分处转拨各机关装运政府物资,其他 5/9 则由( 滇越铁路) 公司直接拨予三油公司( 德士古、美孚、亚细亚) 、洋灰公司及中法商人”.⑥此后滇越铁路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能源通道,据统计在1939 年 7 月到 1940 年 2 月的 8 个月间,共运入油料25937 吨。⑦油类产品占全部运量的 52. 67%和全部价值的 22. 32%.⑧至 1940 年 4 月,滇越铁路的月运输能力扩大为 24000 吨,在分配给国民政府的 15600 吨的月运输吨位中,汽油运量为4900 吨,占据差不多1/3 的份额。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两个月后,日军就切断了滇越铁路,使得这条当时最为重要的能源通道中断。随后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依赖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尚不完备的滇缅公路。从 1939 年初到 1941 年底,滇缅公路已经成了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管。⑩两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各种物资达 221567 吨,其中 1/3 为汽油。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得以侵入英法等国势力范围,切断了滇缅公路。尽管此时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有一条通往苏联的能源输入线路,但是该线路能源输入量不大,且多用于沿途公路运输之消耗,并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趋于停顿,故而对大后方能源紧张的局面缓解不大。
其后大后方陆路能源输入几乎断绝,转而依靠美国建立的空中航线---驼峰航线。1942 年 1 月 30日,即侵缅日军攻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的当天,罗斯福便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并委托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中方外交部长宋子文协商。然驼峰航线系临时开辟,地形地貌极其复杂,不仅要穿越青藏高原,而且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高黎贡山、横断山等山脉的高山峡谷,沿线气候条件极为恶劣。
此后直至 1944 年底,中美在缅甸反攻成功,中印利多公路和中印油管成为了陆路能源通道,驼峰航线的压力才有所减轻。应急性的能源输入方式造成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每当日军封闭一条能源通道,国民政府才临时开辟另外一条通道,自然不可能应付后方海量的能源需求,且由于对日军进攻的速度和节奏缺少相关预警,很多能源落入日军手中。很多能源因运力不足无法抢运而被迫销毁,1942 年 5 月日军侵占缅甸,就导致了我国存放在该国遮放、芒市两地的3 万余吨油料被迫只得自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抗战期间大后方能源输入当中,能源输入主要是石油及其制品的输入。煤炭和电力方面的能源供给,尽管大后方相关能源的储备并不丰富,然而多方1由于中国在抗战前并未能发现大规模的油田,仅仅在甘肃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发现了少量工业油源,其开采量尚不足以保障国内日益庞大的液体燃料需求,因此液体燃料尤其是汽油、柴油、煤油等亟需外运。在能源输入的方式上,既有滇越、桂越铁路的铁路运输,也有滇缅公路、甘新大道的公路运输,还有驼峰的空运,以及后来的中印油管的输送,甚至还有马帮、驼运等驿运的原始方式,几乎尝试过所有的运输方式。上述运输方式尽管在运输效率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但是却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成本高企、代价极其昂贵。从保障抗日正面战场作战胜利的角度来看,是必须进行的,但是其代价之高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公路运输为例,大后方两条主要的能源输入线路滇缅公路和甘新大道,滇缅公路地况复杂,通车能力不足。甘新大道则路途遥远,其中仅仅迪伊、迪哈两段公路全长就有 1895 公里。抗日战争爆发,为便于苏联物资的运输,该公路分别向东、向西进行了延伸,“向东从哈密伸到星星峡,与西北公路连接,向西从伊宁延至霍尔果斯,与苏联公路连接”.
尽管该路线的具体长度缺乏准确的数据,但从兰州到新疆伊犁,就长达四千多公里,还不计算兰州到四川或者其他地区的路程。长途运输消耗了大量的油料,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称: “俄方允给之汽油原为每月一千吨,但自元月迄今仅接收七百余吨,现天山北路正值雪解,飞机、汽车皆难畅达,而陕甘线区接运物资之车辆需汽油六百吨以上,似此俄方来油困难,哈密运输有停顿可能。”?路上能源消耗竟达 60%之多。
空运的消耗更为庞大,“驼峰”不仅地形险峻复杂,还有世界上最恶劣、最可怕的气候。从西面来的低气压与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高气压团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的低气压团相撞,使得航线上经常有暴风雨、猛烈的湍流、每小时 160 -240 公里的侧风以及严重结冰。
在此复杂的航线条件下,运输队伍损失惨重,据统计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 563架,损失率为 30%.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飞机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被人们称为“铅谷”.战后美国官方公布了这样一个数字: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1579 人。
驼峰航线的巨大代价不仅是人员和飞机的损失,还体现为运输工具本身的能源消耗。1944 年 10 月,印中师( 负责驼峰航线的航运部队) 每天消耗 400000英制加仑( 约为 1818400 升) 燃油,1945 年 5 月为7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3182200 升) ,1945 年 7 月为900000 英制加仑( 约为 4091400 升) .
以美国空军在华作战所需汽油为例,从印度港口经驼峰航线每向中国作战的美国飞机运 1 加仑汽油就要在途中消耗 6加仑,B - 24 轰炸机飞跃驼峰 3 次,才能运来 1 次战斗所需的汽油。
为了改变这种代价空前巨大的空运模式,抗战中后期中国能源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寻求重新建立陆路能源通道。早在 1942 年 4 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初,就提出要修筑一条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密支那最终到中国云南的陆上通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主张,由于驼峰航线运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必须收复缅甸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实际供应线。1943 年3 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 “只有空运航线,是永远不能运送作战的必需物资给你的陆军、空军以及陈纳德的空军……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重任,经缅甸进入中国陆上供应线必须尽早打通”.
伴随着中印公路的打通,随之而来提上日程的是中印油管的建设,尽管油管输送能源的成本较其他方式低,但是油管的建设却是以巨大成本为基础的。据统计,中印管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蜿蜒 3200多公里,需要 492000 节管道,总数有 50 万吨油管用于中印油管系统管道的铺设,所有材料均需从美国运输。在建设过程中,中美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 18人,美国工兵的出工率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印度军队( 可能是英印工兵) 、本地劳工和中国人另外的出工率也是 100 万个工作日/天。总计计 300 万个工作日/天。
很显然,上述能源输送方式都面临着高昂的代价,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当战争一结束,上述运输方式就立即退出了历史舞台。
尽管抗战时期盟国和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加强对大后方的能源输入,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不仅面临着巨大的成本消耗,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后方能源紧缺的问题。因此大后方在严峻的局势下,被迫采取多种方式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
为减轻对外部能源的依赖,1941 年 12 月行政院召集财政部、经济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交通部召开会议,讨论大后方的能源补给问题,并作出决定:“1. 甘肃油矿之生产,应设法增进,所需机件连带运入; 2. 酒精生产应设法增加原料; 3. 桐油提炼应设法推进; 4. 木炭车、煤炭车之推进应设法努力”.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对下属相关单位下达了具体任务指标,“查自越南及缅甸禁运以来,各种油料涓滴不能进口,国内油矿亟应积极开采而各项代用品亦应加工赶造,以期自给用于抗战。……自三十年一月份起,每月必须设法供给军用汽油三万加仑。而对于酒精植物油及其他代用品亦应设法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当时,最为困难的是汽油的保障,大后方行政当局开展了节约汽油运动,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还将军用汽油调成血红颜色,以示汽油为血,要爱惜节省。如果司机偷窃汽油,甚至可以被判处死刑。为了在大后方开采出工业油流,国民政府曾拨出1 亿多法币。
蒋介石还亲自视察过玉门油矿,蒋还对当时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表示: “玉门油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支持你”.在大后方石油建设者的积极努力下,玉门油矿自 1939 年投产到 1945 年,共产原油 22. 5 万吨,炼制生产汽油3. 57 万吨,煤油 1. 56 万吨,柴油 0. 15 万吨。
解决了燃眉之急,以至于“各界用户迫切需要,不得不跋涉荒凉,前来接洽,而交上级机关之函电,亦带恳求之意。”但是仅仅依靠玉门油田的石油,远远不能满足后方需要。尽管后方汽油产量由 1939 年的 4000 加仑,增加到 1944 年的 4048000 加仑。至 1945 年止,七年共产汽油 1303 万加仑,但与战前我国的平均汽油需求量 3000 万加仑相比,无疑是相形见绌。
为此大后方对液体燃料的使用开展了严格的管制,进行了严格的配给。资料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曹立派、赵士奇: 《中国战时酒精工业之研究》,《资源委员会季刊---酒精专号》,第五卷第一期,《资源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一二八,案卷号-18079.大后方还加大了酒精等代汽油产品的生产力度。
到 1941 - 1942 年,国统区内酒精业出现最为繁荣的局面。据当时官方统计,截止 1943 年 6 月,全国现有厂数共 223 厂,其最大产量每月可产 1860000 加仑。
然而即便是酒精产能大增,也不敷军需民用之需,为了严格控制酒精使用量,四川公路局甚至对车辆在各路段的酒精耗费量进行了精确量化处理,对各路段的能源消耗进行管控。
在汽油与酒精亦不能满足供给的情况下,大后方的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将运输车辆的动力改为木炭车以及煤气车的办法,在汽车上装炭炉、褐煤炉。然而汽车改用代用品后,因燃料性能的差异,动力不足,导致发动机部件早期损坏。由于部件损坏,车辆待油、待修,停驶纳日多,运输濒于瘫痪。
据 1944 年统计,甘新大道由玉门至兰州每月约运送油料 19 万加仑,由兰州至广元每月约 15 万加仑,而所用汽车共1040 辆,几乎全为 1939 年的旧式俄车,行驶均在 5 年以上,机件破损严重,经常保持完好的不过 300 辆。因此,尽管在多重手段之下,大后方对外来能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是从长远来看,对汽油等高品质能源的需求依然异常强烈。如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作战的航空汽油就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无法用酒精、代汽油等液体燃料来驱动,而此类装备往往能够在战争中发挥极大作用。
能源不仅是交通运输的血脉,同样也是现代战争军队动力的源泉、战争机器的血液。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尽管因为中日双方在武器装备的机械化程度方面不如苏德战场,但也具备了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即空军和机械化武器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据统计,从1942 年7 月4 日到1945 年8 月8 日陈纳德辞职离华,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与第 14 航空队共击落日机 2900 余架。
并在豫湘桂战役、湘西会战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军空军还在 1943 年底掌握了中国战区的制空权,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行动。时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在评论远征军反攻缅甸时认为: “当时日本东条英机式飞机已为美国 P -51 驱逐机所制服,美国并有 B- 25、B - 29 轰炸机等攻击利器,在缅甸崎岖山地轰炸敌人代替炮兵火力,敌空军处于劣势,此亦敌失败之主因”.日本人也认为盟军的空运补给是日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东京一家电台说: 我们在前线作战的困难是由于缺少补给和空中优势。敌人通过空运获得食物补充,而我方士兵靠少量谷物坚持战斗。
然而第十四航空队却经常不能获得充足的燃料补给,导致其在战争期间长期处于被动作战状态。1942 年 12 月,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因缺少燃料停止作战;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间,陈纳德的驻华空军因缺少机油等物资,被迫减少甚至停止作战;1943 年 3 - 5 月间轰炸机仅采取了几次作战行动。
航空燃料供给的不足主要是受到驼峰航线的影响,因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数量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达到要求,严重影响中国战场的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亲自干预,1943 年4 月1 日,罗斯福告知蒋介石:一旦驼峰运量达到 4000 吨,陈纳德每月将获得 1500吨,夏季月运量达到以 6000 吨时,陈纳德应该获得需要的全部汽油和补给。
5 月 1 日,罗斯福通知宋子文: “( 一) 5 月和 6 月地面部队获得 500 吨,空军获得其余的吨位。7 月 1 日起,中印空运可达 7000 吨,4700 吨供应陈纳德空军,2000 吨供应陆军,剩下的300 吨亦供应空军; ( 二) 9 月 1 日起,每月空运可达 1万吨,并逐渐增加。”在空军优先战略的支持下,陈纳德的航空队才得以恢复活力,并在 1943 年底到1944 年初夺得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1944 年底,美国制定了利用 B - 29 大型轰炸机从中国大后方直接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受到驼峰航线航空汽油运输量的限制,只开展了为数极少的轰炸行动。据 1945 年 6 月美军的报导: 自川西空军基地起飞轰炸日本的重型轰炸机 B - 29“空中堡垒”因耗用油量过大,缺乏足够的储备汽油,不能随时出击。
轰炸日本的飞机用油,须先从印度运到四川西昌。运油飞机本身消耗掉大量汽油,运输机从印度起飞时,油仓已装满,汽油在去来一趟耗用后,只剩下约 20%至 30%,一架飞机要来去印度一星期才能储存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严重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效率。
在驼峰航线空运量的限制下,大后方的军队因为燃料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在 1944年夏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因为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贯通,正面战场部队很快就恢复了活力,不仅在湘西会战中抑制了日军的攻势,而且还制定了“白培计划”,试图在正面战场发动反攻。在此问题上,中印油管功不可没,据《十五年交通概况》一书的统计,自 1945 年 6 月起,每月由中印油管输入我国的油料为 18000 吨,每天平均约输入 600 吨,至1945 年 8 月厂日本战败投降后,至当年 11 月份停止输送,总共输油时间为七个月,输入汽油、柴油、润滑油等油料,约 10 万多吨。用油管输运油料,半年输入的数量,相当于滇缅公路用汽车运油一年半的数量,较之飞机空运之油更为巨大。
在此巨量的油料保障支持下,不论是空军抑或陆军都拥有了充足的燃料,发动反攻遂顺理成章,即便是日军没有在美方原子弹和苏军攻势下投降,中国军队也能够将日军赶出中国大陆。
能源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如果不能保障战时能源最低限度的供给,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所需都将陷入绝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尽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外来能源输入没有规划,充满着应急性特点,在运输过程中又代价高昂,但它却是中国抗战能够坚持下去必不可少的支柱,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战场空中作战的成败及制空权的争夺,而且对整个正面战场的作战影响深远。可以说,如果没有外来的能源输入,中国的抗战将会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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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6月2日,力倡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1838年12月29日,林则徐奉旨从湖广总督任上来到北京。道光皇帝在8天之中连续召见林则徐八次,听取他对禁烟的具体意见和措施,并赏赐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还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衔,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一百六十年前林则徐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禁烟运动",不仅在当时轰动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林则徐也从此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而名扬中华,流芳百世。今天,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再度就林则徐当时的"禁烟运动"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特别把林则徐的行为完全称之为"爱国行为"有许多值得怀疑和商榷的地方。本文就此做分析,以引起人们争论。
从十四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新航线的开通,现代工业的兴起,缩小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的距离。古老的东方,特别是充满神迷感的中国,西方各国早就意欲打开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最早来华的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当时海上的强国,葡萄牙是自西而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印度,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间(公元一五一四至一五一六年)间到达广州沿海,在广州附近的一些小岛做一些中介商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有八条葡萄牙船来到广州珠江口岸。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八年),在宁波,明朝官兵还与葡萄牙人发生武装冲突,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一五六一年左右来华的葡萄牙人因船上货物湿水,需要"借地晾晒",重金贿赂广东地方官,租下了澳门,每年完纳地租银一千两,一七四0年减少为五百两,历来均向山县缴缴纳。
西班牙来华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由南美洲到达菲律宾,一五七一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当时的明朝政府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这样便开始了与中国最初的关系,但是当时的交往只限于在福建海口进行通商,一五七五年西班牙首次到达了中国大陆,要求与中国通商,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允许。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也开始寻找与中国发生关系,荷兰是一个后起的西方强国,明朝万历二十九年(一六0一年),荷兰的商船首次来到了广州,要求与中国通商。但是未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许,以后荷兰人曾两次占领澎湖列岛,明天启四年,明朝官兵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占领了中国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走了荷兰人,荷兰人的"武力通商"的办法才告结束。
英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英国女王伊利莎白曾两次致书中国皇帝,要求建立关系,但都没有成功。一六三七年英国派了四只军舰来华,驶入珠江和广州,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结果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冲突。一七九二年,英国又以补贺干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启程来华,九月在热河觐见了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通商口岸,设立商馆等建议,均被干隆皇帝向英王颁发"敕谕"拒绝,马嘎尔尼被迫扫兴而去。一八一六年,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主要目的是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及争取广州的的英商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叩之礼,同清延争执不下被逐回。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个名叫礼士的船主,带领广东商馆职员林塞,化名胡夏,及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一行七十多人,对中国进行实地贸易考察。
法国一六六0年,成立了中国公司,一六八八年法王路路易十四派遣第诚、白普、洪若翰、李明、刘应等五名传教士到北京。一六九八年,第一只法国商船开来中国,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一直到拿破伦,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商船到中国。
美国则是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一七六八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次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达了广州,商船在广州出售西洋人参,赚了三万七千多元,从而吸引了大批美国商人到中国经商。而美国则是后来者居上,在以后的发展中美国以自己技术,资源,资金等雄厚的力量,逐步取代一些"老牌"的西方强国。
尽管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各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都曾先后不断的派出大批使者和商人,以及商船队到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这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居年年出超的有利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中英贸易关系方面看出来。(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英国占据最主要位置,其余的荷兰,法国等国的输华总值还不及英商输出总值的一半)。见下表:
中英进出口贸易价值及其指数(一七六0至一八三三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指数:(一七八0至一七八四年)平均=100
年度 进口 指数 出口 指数
1760一64 470286 36·1 979586 47·0
1770一74 1466466 112·6 2119058 101·0
1780一84 1301931 100·0 2083346 100·0
1790一94 5007691 384·6 5843714 280·5
1800一04 7715556 592·6 7556473 362·7
1820一24 6525201 501·2 9816066 471·2
1830一33 7335023 563·4 9950286 477·6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就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页。)
英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用什么东西来换取中国的货物,从输入到中国的货物来说,英国本土的出产,实在没有一件是中国民众所喜欢的。当时英国本国的王牌货物是毛纺织品,但是这种货物既不够精美,也不够便宜,在中国找不到什么主顾;而英国商人(主要是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则为生丝、土布、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大黄、瓷器、糖、樟脑等,向中国输出毛纺织品,金属(铅料,铜及打簧货),从印度运来棉花;美国从广州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生丝、茶叶、土布三项,向中国输出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用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一八一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怀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参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了清政府闭关销国的政策,应该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呢?笔者认为,清政府的这种闭关销国之策,有百害无一利。它一方面限制中国商品的出口,限制了中国民众与西方的贸易,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民众对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学习。这种阻碍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是较为显着,当时西方一些先进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初期,他们对世界的"贸易侵略"还只限于印度,南洋等地,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西方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贸易侵略"中国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打开国门,自由地放开贸易,鼓励中国民众出洋经商,中国是完全有可能赶上西方发展的步伐。如后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放结果,赶上了西方国家。正是由于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销国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后来"鸦片战争"的更大灾难。
尽管当时西方在发展,世界在发展,而在东方的清王朝却继续执行着闭关销国的政策,中国不仅越来越落后和腐败,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此时的中国已经由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成为一个"东亚病夫"。为什幺一个曾经走在人类前例,并为人类带来许多古代文明和发明,以及曾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的古老国家,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时候,又突然停止了脚步,并又被世界的发展大大地抛在后面。有些史学家曾简单的把它归罪于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的无能和愚昧,固然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除了这些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销国"的政策,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
中国社会最初的氏族走向国家的过程中,曾遗留下来的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君主的家族统治,家国合为一体,以血缘宗法纽带维系,家族中的家长制扩大到国家,也就是以后中国封建与专制的"朕即国家"的"皇权天下"的高度集权的君主国家。中国自秦始皇建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与专制国家以来,二千年来尽管这种封建与专制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换,以至到清王朝的确立,无非都是一种封建专制王朝代替另一种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建立的这种中国封建专制王朝,二千多年以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君权至上,皇帝拥有最高的权力,从上到下建立了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中国为什幺与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封建与专制时期的时间长,而且又较为稳固,这是因为与西方相比,一方面中国封建与专制时期经历的时间二千多年,时间长和影响深,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另一方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建立就基本上包括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了中国现有的大部分民族几千年中国经过了几十个王朝和几百个帝王,但无非都是一个"农民王朝"代替另一个"农民王朝",都是建立在"农民暴动"的基础上,都是"农民占山为王"的结果,二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而在欧洲众多的民族从来就没有统一在一个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内,大部分国家都处在一种分散的范围相对较小的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这些国家不完全都是"农民暴动"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族自治的结果等。这些原因造成中国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集权体制强大能延续较长的时间。
欧洲社会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思想曾垄断和主导人们的思想,而中国长期的"儒家学说"曾一度成为垄断和主导人们思想的学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提倡孝悌、修身、仁义等,其中孝悌的学说,即对祖先的崇拜,对长辈的孝道,对家长的服从,被中国封建专治统治者变为对君主的崇拜,忠顺和服从。《考经.广物名》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君"这说明由于家国同构,家族中的"事亲孝"、"事兄弟"、"居家里"等伦常规范,变成了国家的普遍规范,"忠"、"顺"、"孝"都移于"君"、"长"、"国"。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忠君"的观念成了孝悌观念的必然延伸。而所谓的"修身,仁义"等都只是在"忠君"、"唯上"的观念基础上建立的,这样封建与专制统治者倡导的所谓人生价值在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质在于从思想和道德上对民众的行为进行限制,而这种道德和思想标准是,只有所谓社会的"仁义",君子的"义利",没有民众的"自身"和"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性点灯",君子可以任意"吃喝玩乐",而百性则只能遵守"仁义"。
十八、十九世纪时期的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工业和商业开始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则主要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形态。虽然秦汉以后的中国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汉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域中,仍然是以农耕为主,农民被分割在小块的土地上,以宗法式的家庭为生产单位,使用简单工具,人们按照性别,年龄形成了一种自然分工,这就是中国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经济尽管组织分散,范围较小,水平低下,但是当时的中国农业养活着中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物质来源,而且也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历代政权希求稳定的基础。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又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生产者,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手工产品,这些产品基本都是自用,与商品经济无缘。因此中国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则是"重本抑未"、"重农抑商"。而农业与工商业相比不仅生产落后,效率低下,特别它造成人们的经济观念保守,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中国的祖先自古生活在东亚大陆上,中国的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高原上绵延着高耸的雪山,西北除了陡峭的天山山脉外,就是横无际涯的漫漫沙漠,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布满了草原,沙漠和不可跨越的森林,东北部是雪皑皑的大小兴安岭、冰雪、险峰和森林形成了一道天然阻隔,东南则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古代如此简陋的交通工具是无法打通外部的联系,也就不可能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同时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又造成生产方式是以农耕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中国地处北半球的温带、黄河、长江流域,气侯则十分适应农作物生长,中国是一个原高、沙漠、大海包围的大陆国家,与外部交通极不方便,中国与世界上许多以海洋的航海为生和草原的游牧为生等的民族都不同,他们必须以封闭的陆地为生。这些情况都在相当程度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保守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0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身就是保守派的头目,自然道光帝也反对许乃济的主张,不久道光帝就否定了许乃济的驰禁主张。从此朝延内部再也无人敢提驰禁主张,而许乃济本人也因为提出"驰禁策"与道光帝的思想背道而驰,被道光帝革职惩处,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许乃济含冤死去。
对于许乃济"驰禁论"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是持反对意见,近年有人重新作了评价,认为以往对许乃济弛禁策的批驳,停留在一个半世纪前许球的水平,"十足是一种高调,全仗政治上以势压人而已,完全谈不上什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究"(钱昌明:《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九期)。也有人认为,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主张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帧上奏拥护外,举朝无有任何异议"。(王中茂:《许乃济驰禁论评价新探》,《洛阳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关于"严禁策",一八三八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呈递了《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奏章,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策,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本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则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严禁的奏折,符合道光帝的心意,道光阅后,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结果复奏的二十八份奏折中,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主张的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少数八人,其它大部分人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的现实性都提出不同意见,但由于道光帝倾向于黄爵滋的"严禁策"的主张,自然在禁烟活动中,黄爵滋的"严禁策"派也就暂时占据了上风。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道光帝任命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帅,前往广东实施道光帝的禁烟"严禁策"主张,这便后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禁烟活动"。
林则徐(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五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与道光帝,黄爵滋等一道主张"严禁"的代表人。林则徐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地方官,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当黄爵滋提出"重治鸦片吸食者"的主张后,林则徐表示完全赞同,随即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提出了六项禁烟方案,接着林则徐又连续呈递了两道有关禁烟的奏折,一道是《查拿大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另一道是《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折》。一八三八年十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在全国各地逐步掀起大范围的禁烟活动。同年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林则徐去广东查办鸦片事宜时,道光帝曾十九次召见,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有识者已为文忠危",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明显地提到了的(参阅雷晋辑:《蓉城闲话》。)林则徐在来年的一月八日奉皇帝之命,出京南下,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原来并不赞成"严禁策"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皇帝和钦差的权力压迫下,也开始转变立场,并在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成为了后来禁烟派的主要人物。林则徐的到来使原来实施"驰禁策"广东,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禁烟活动"。
一八三九年元月,当林则徐开始赴广东的途中,他就已经开始规划他的"禁烟活动",他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开出了一批中国的"烟贩",立即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他到了广州半个月后,命令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并且要求外国商人具给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二百四十三。)而对于外国走私鸦片的商人,林则徐也指名了捉拿了一些,并派兵围困了外国商馆,撤走了在外国商馆内服务的中国人,停止外国商馆的一切饮食供应,在林则徐的"严禁"下,二百多英国商人在当年三,四月间共交出了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两国商人交出的二万多箱鸦片,合计二百三十万斤。林则徐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将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当众进行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个大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入湖水冲入海中,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林则徐"虎门销烟"。
至此,中国与英美等国的贸易就完全停止。七月间和九月间英国军队和军舰与中国军队和水师在九龙山口,穿鼻洋面,官浦一带数次开始发生冲突,结果由于英军数量较少,数次失败,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这更加滋长了道光皇帝的高傲和头脑发热。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亲自批示说:"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十七页。)林则徐原准备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允许愿意具结的英船入口贸易,道光帝则反对这个办法,说:"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该若是办理","所办未免自相矛盾"。当时顺天府尹曾望颜迎合道光皇帝的自大心理,主张断绝与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严格实行封关禁海,甚至"中国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洋"。到十一月穿鼻洋海战胜利后,道光帝更加昏昏然了,认为"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筹办夷务始未》道光朝卷八页三十六。)在道光帝的支持下,林则徐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六日)起,停止英吉利贸易",一八四0年一月五日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这样林则徐禁烟的"严禁策"主张,造成的其结果是:表面上虽然禁止了鸦片走私贸易,但实际上是造成中国与外国整个贸易的停止,外国通过"鸦片"敲开的中国大门又被重新关上。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从鸦片对民众的危害程度,以及鸦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侵害,从维护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国家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应该是一个"爱国行动"。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从中国长远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古老和封闭与专制最长最大的国家,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民众的交往,包括西方国家的交往,而当时西方正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中国更需要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的民主思想,还需要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理论体制。但是,中国当时的封建与专制君主心里明白,大量西方的新技术,资金,以及西方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涌入,这就意味着几千年统治中国的封建与专制体制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了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道光王朝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以道光为首的拥有当时中国最高权力的清政府,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也就促使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争端开始由争端发展到战争。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从一定程度来讲,它维护了当时中国闭关销国的清朝统治者的利益,违背了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了贸易争端的"战争化"。因而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意义。其主要表现为:
满清王朝尽管也有"康干盛世",但对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闭关销国的政策,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这种闭关销国的政策表现的更为充分,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与当时发展的世界显更为落后,为了防止民众更多的了解世界,嘉庆和道光皇帝采取了一种更为保守的政策。尽管当时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不仅对中国民众的素质有损害作用,也影响满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道光皇帝禁烟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这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英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鸦片"来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直接影响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也完全是奉道光皇帝的旨意进行的,也绝不是仅仅依靠林则徐所谓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道光皇帝的旨意任何满清大臣也都不会有如此的胆量,退一步来说,如果禁烟运动仅仅是林则徐的"爱国之心"所致,那幺这种"爱国之心"也只能是道光帝的旨意而已。因此,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道光皇帝的闭关销国政策的作用。
在当时的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与英国,以及美国,法国等国的贸易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中英贸易,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的结果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实际上是在做"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都被倒了出去"的错误。
3、林则徐使"贸易摩擦"激化为"贸易战争"。
由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连中英贸易都被宣布中断、这样中英关系就由原来"贸易争端"变成了一场"贸易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开始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大国之间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本来中英贸易完全可以采取相互竞争和相互协商的办法解决,即便严禁"鸦片贸易",但也不需要在两国民众之间发动战争,但由于林则徐从一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就企图通过暴力驱逐的办法,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解决贸易争端,而且带来双方的战争。实际上中国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猖獗。
世界有许多国家和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自己长处,不同的民族应该互相交流和学习。但是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高于别人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是民族排外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几千文明历史的古国,自然也有许多的长处,从十五以后,中国的发展显然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十八世纪当欧洲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时,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但是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本来国内的一些守旧分子时时都在寻找借日,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助长当时国内民族排外情绪的增长。
林则徐的激进"禁烟运动"中断中英贸易的作法,尽管对于维护当时的满清王朝的闭关销国政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贸易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战争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提供了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一八四0年二月二十日,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四月英议会通过对华战争议案,六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舰船,从印度进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鸦片战争尽管以鸦片为起因,但是双方却是代表着不同的文明程度,英国政府是当时世界文明较高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于中国;而中国则是代表着封闭和落后的一方,在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英国,这样也就自然决定了当时战争的发展方向。
战争结束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如对关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待遇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不仅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就领事裁判,建立教堂,医院都达成了协议,此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国也纷至沓来,清政府也只好本着"一视同仁"的办法,与这些国家达成同样的协议。
关于鸦片战争,中国一般士大夫都喜欢虚骄自大,过度地指责外国,但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年)却与之有不同的评说,他认为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国内政治所决定的,他说:"官无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则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参阅:《圣武记》,叙。)他把"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列为两个根本大害。魏源能从中国本身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
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大陆的出版了许多书籍,往往把当时的"主战派"称之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称之为"民族败类",似乎只有虎门销烟的的林则徐是"英雄",而为了国家和平而奔走的清朝大臣则成了"民族败类",似乎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些议和大臣而造成的结果,如此下去,有谁还再为和平而去奔走。这些主战派闭眼不去看中国的现实,他们被一种狂热的"民族"、"爱国"势心所蒙骗,如果按主战派的逻辑,中国就不仅仅只是割让一个香港的问题,甚至可能一个广东,或者半个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主和派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为和平奔走,才换来了当时中英的和平。历史应该为这些主和派平反。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做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此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武力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他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距离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中国的封闭人为的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对外贸易开始增长起来。从中国对外出口来看,外国商人进口中国的特产丝茶这两项的数量都在迅速增加,一八四三年由广州一口输出茶一七七二七七五0镑,一八四四年由广州,上海两口输出的茶增至七0四七六五00镑,一八四九年两口输出茶八二九八0五00镑,一八五六年上海,广州,福州三口共输出茶一亿三千万镑,十年间增加了八倍;再如丝的出口,一八四三年输出一七八七包,一八四五年输出一三二二0包,一八五0年输出二一五四八包,至一八五六年输出达八万包,增长了十几倍。象丝,茶这种带有农村副业经营性质的生产,在中国是具有着巨大增产的潜力,一旦市场信道被打通,国外需求迅速增长,丝茶就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中国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外国进口的商品也有增加,如战前(一八三六年)英国直接输华货物的总值为一百三十万英镑,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二年,因战争原因每年下降九十万英镑上下,而一八四三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一八四四年和一八四五年发展到了最高峰,每年货物总值达二百三十万英镑左右。以后输入中国的货物有下降,也有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封闭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五口先后开放,广州最先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市,十一月二日厦门开市,十一月十日上海接着开埠,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二日宁波和福州也相继开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它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一些外国的文明与技术,特别是外国的一些进步和开放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的主张,也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比如当时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也研究了"鸦片战争"的过程,提出了对外关系方面的几个原则。第一是"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这就是允许合法贸易,反对鸦片贸易。第二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所指"夷之长技"虽然主要还是指枪炮,但是《海国图志》中已指出"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水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参阅:《海国图志》,叙。)魏源等人的这些主张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自这以后中国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产品也开始陆续的进入中国,中国民众也开始在逐步认识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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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_相信人类具有原罪,而耶稣作为神(天主或称上帝)的圣子,通过牺牲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即基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列为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形式不一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卫生建设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基督教会也是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有较多研究,但是对于其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再作探究,以加深认识民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有较早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一些医学传教士即进行乡村巡诊。这种活动一直持续20世纪。民国初年,一些教会组织了进行形式不一的乡村医疗卫生活动。奉天医科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在学校的支持下,要在本省的小镇和农村从事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医学传教[1]747。岭南大学的青年会较早地开展了社会服务,1916年该会“鉴于乡人之固执不化,罕知真道,罕知世务,特组织演讲队,选派富经验擅口才之高级学生,赴附近某岛乡村镇,演讲有益社会之教育卫生诸题,附以实验,以开民智。”[2]70-71沪江大学自1917年起,举行过一些服务周围农民的活动,宣传某些与卫生相关的知识[3]113-114。由该校乡村改进会和感亲会举行的展览会就是重要形式,1922年该校进行了第三次展览会,“来宾除由上海往者外,其余均以四乡农民为多。”展览设有食品陈列处,“有各种清洁食物,并有该校女生说明食物之烹饪及卫生”;另有卫生室、孩童保护室等,并且有人讲解[4]。但是,以上这些活动并不能真正地深入乡村,有较强的临时性,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所从事的有计划的乡村卫生建设有明显的不同。
1927—1937年间,基督教之所以深入乡村进行卫生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医疗卫生的落后。1920、1930年代的相关著述对此有较多的论述,故不拟赘述。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民国初年,基督教教育界在关注农业教育之际,也注意到了乡村卫生的问题[5]21。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积极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之际,作为其重要形式之一的卫生教育运动也扩展到部分农村[6]36-38。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界开始对乡村卫生问题日益表示关注。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开会之际,讨论了乡村教会问题,有人就提及了乡村医药的问题[7]。同年,有人提出乡村教会应兴办的事工就包括“创办医院事业”[8]。1925年,有人明确提出农村教会应办的事工之一就是“附设中西医药事业”,并认为“医药事业在农村是一椿最要的事”[9]。1927年以后,不仅世俗领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中国基督教界也有明确的表示。诚如中国基督教徒杨乞仁所说:“农村对于卫生,教育,两项,习惯已成,人人如此,村村如此,都不讲究。”“赶快提倡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实急不容缓。”[10]因此,乡村世俗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基督教参与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原因。一些教会机构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正是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考虑。如北平道济医院的外国医学传教士———顾医生,“虑及我国经济破产,医界人材缺乏,以从事乡村卫生为己任。因尽其力之所及,就北平附近按其计划,作初步试验西山乡村卫生于是乎始。”[11]
作为跨国性质的宗教组织,基督教在华各教会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有着自身传教的考虑。由于农村占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基督教会早在民国初年就注意到了乡村传教的问题[12]。1922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就讨论了乡村传教的问题。而且,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乡村教会相关事务,并注意到了乡村医疗与卫生的问题[13]273-274。中国基督教界在开展乡村教会建设之际,对乡村卫生也给予了关注[14]74。
然而,1920年代,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传教活动成绩并不显著[16]173,至于乡村卫生建设更是无从展开。与此同时,国际传教界积极主张乡村传教。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各国基督教徒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教会与乡村问题,提出“特别注重乡村事业”[15]。在大会关于教会与亚非乡村问题的正式声明中,“社区发展的目标”中的第二项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健康地生活”[6]247。中国与会代表对于“乡村工作的重要性”均确信不疑[18]42。随后,世界著名乡村事业专家包德斐到印度、日本、中国等国调查乡村教会,对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也提出了若干建议[15]。受此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积极从事乡村建设之际,更为重视乡村卫生工作。1928年,华东农村教会建设问题会议召开时对乡村卫生表示了关注[17]53,58。1929年,中华博医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一条要求教会医院将卫生教育扩展开乡村地区[18]196。1931年4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八届大会在杭州召开。
此次大会通过了乡村教会决议案,提出卫生问题是乡村教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改良乡村卫生起见,本大会建议各地教会尽力举办”卫生运动周、临时施诊、卫生宣传。卫生运动周是每年择时举办一次,临时施诊是“请各地医院,在附近乡村设立临时施诊处”,卫生宣传“请中华卫生教育会编印各种适合乡村环境与需求之小柬,图画,或他种宣传品,以谋农民卫生智识之进步。”[19]26地方教会对此予以了积极响应。如山东基督教乡村建设事业讨论会积极倡导乡村教会服务区制度,而且乡村教会服务区主任的训练课程也包含有“公共卫生”[20]。世界与中国教会组织的这种乡村传教政策成为基督教在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各教会在1927—1937年间积极参与乡村卫生建设,更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中国知识界和国民政府在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复兴民族、稳固统治等不同需求的考虑之下,进行了形式各异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诚如毕范宇所说:“乡村建设运动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乡村教会也要考虑自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21]83。事实上,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不同领域的教会成员都对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郑佑安指出:中国教会对于农村改造运动,“尽相当的职责,作适宜的供献,使多数农民得沾实惠,那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不但愈增巩固,而社会国家的复兴,实在深资利赖”[22]。
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施尔德发表了《医学校与乡村改进的关系》,从人才培养、调查等方面探讨了教会医学院校与乡村改造的关系[1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1936年常会的议案也建议,学校的青年会要积极为学生、工友和农民服务,进行“农村改进”等具体的工作[23]28。中国青年会知名人士王正廷也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男青年会过去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4]。他说:“这种工作,虽然也非一年或十年就能办成的,同时也要费很大的金钱和才力,才能有相当的成就。譬如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办理农村事业,有很大的贡献,那是可以作为模范的。”[25]50随着乡村建设的兴起,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也邀请或委托中国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江西黎川实验区、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福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等乡村建设,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或委托基督教会或教会大学从事的结果,并在推行的过程中合办有乡村卫生建设的内容。
于是,在关注乡村与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基督教界出于传教的需要或服务社会的目的,积极主张从事或参与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大学开始组织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1930年代,各教会还组织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1931年)、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1934年)、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1937年) 等联合团体,进行包括乡村卫生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全国教会学校与教会团体合组的“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就主张“辅助农民,改进乡村建设”,从事的人员训练中就包括了卫生事项。[26]1933年11月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西分会的计划工作事项中也包括有公共卫生[27]。
不仅中国的新教教会有这方面的努力,天主教界也考虑到了乡村卫生与传教的关系。1936年,阎树枏在各界都注意乡村工作的背景下,提出天主教要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工作,他提出每个教堂设一所卫生院,每一本堂设一卫生所,每一堂口设一卫生员,给每个卫生员发一个箱子,除装中国丹丸等药品外,还有普通常用之西药;同时,还要作积极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28]。
因此,在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督教在华各教会或因乡村建设而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或因服务乡村而进行医疗卫生,这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教会在中国所进行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模式。第一类是单一的医疗模式,即在一定区域内仅进行疾病医治。第二类是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即集医疗、卫生、防疫为一体的综合模式。第二类又可以区分为三种: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下面就此四种具体的模式分别展开论述。
(一)单一的医疗模式
在单一的医疗模式中,教会医院的巡诊是最常见的传统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少教会医院依然继续着这种模式。如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仁慈为怀,抱基督博爱精神”,虽然差会“津贴费逐渐减少,经费支绌,调度为难”,但他“顾念邻县以及临近乡村之贫病”,面对无力求医的贫苦乡民,每周三特派医生、药师、护士和传教士到邻县以及附近的村落,即富阳、于潜、临平、留下、苋桥五处,“完全免费施医”[29]。
然而,在乡村卫生建设的大背景下,有的教会医院发挥了中心医院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和设立诊所,建立起地方医疗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直接医疗模式,在河南怀庆最为典型。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村医疗网。其办法是:以教会总站医院为基地,建立起A、B、C、D四级合作者的医疗网,其中A级合伙人“一般是医学院或省医科学校的毕业生”,B级是“快速医生”开设的诊所,C级是“围绕B级诊所开设的小诊所”,D级则是“大量在家里接诊病人的‘赤脚医生'”。快速医生则是由罗光普在其医院短期培训产生。同在豫北的卫辉惠民医院、漳德广生医院两所教会医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于是“农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150万人口、5千平方公里的地区。”[30]248-249
上述模式不仅在河南出现过,在江苏南京、湖南邵阳等地也出现过。1933年,南京鼓楼医院鉴于乡村医药缺乏设立了乡村卫生工作科,在长江南北附近的庙头里、淳化镇、桥科、乌江、香泉、和县等村镇设工作站,成立服务机构,为民众治疗各种疾病,“而对于眼病尤特重视”[31]80。在湖南邵阳,英国循道会医学传教士毕家造在当地长期行医传教,他“针对农村医疗状况落后的局面”,于1937年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并在邵阳境内各地设立医疗点,派医务工作者去白仓、两市塘、桃花坪、巨口铺等地巡回医疗。”[32]487-488
不过,南京和邵阳的医疗网络无论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罗光普在豫北的实践相比,而且全国像豫北那样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如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的乡村推广工作1936年才开始,在离芜湖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乡村诊所[33]620-623。这同时表明教会医院对周围乡村辐射能力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教会医院不可能建立起较大规模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二)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
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是一种综合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一定区域内直接进行卫生建设,具体包括医疗、卫生、预防等建设。基督教会举办的直接的卫生服务模式不多。其主持方式既有教会医院主持的,也有某一教会主持的。
在主持这种模式的教会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博济医院和北平道济医院等。1932年,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一带从事乡村卫生服务,这是广东最早的乡村卫生建设事业,所以时人说:“广东办理乡村卫生事业,肇始于博济医院”[34]。1934年,博济医院“为扩充工作起见”,与广东家庭卫生促进会合作。据1935年的报告,博济医院从事的建设活动包括学校卫生、家庭访问、治疗工作、婴儿健康检验、预防工作、卫生展览会等六个方面[358]。该院的活动还得到广东农林局的协助[34]。然而,到1936年,该项建设事业因为没有“整个系统乡村卫生组织设计”,“故进步较为迟缓”[34]。
就机构设置而言,该院起初以伍村卫生分所、敦和市卫生分所以及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为中心,对周围乡村开展卫生工作;后来将两分所裁撤归并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另在新村设敦和卫生所。到1937年,该院的乡村卫生工作区域涉及到12个村庄,人口约有2万人[36]47。在北平,道济医院的顾医生在北平西山进行乡村卫生,设立临时诊所,定期派医生前往为村民诊治,其卫生工作除治疗工作外,还有学校卫生、卫生宣传、训练人材等[37]。此外,山西太谷仁术医院派卫生劝导员下乡进行卫生宣传,“兼办预防接种与预防检查注射等”[38]71。
教会医院之外,有的教会组织也成立专门的乡村卫生机构,进行卫生建设。1936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设立乡村卫生部,总部设在成都,在各县设立诊所(如龙泉驿诊所、简阳诊所、简阳石桥诊所、资阳诊所、内江诊所、荣昌吴家铺诊所、永川诊所等);其主要业务范围有:一是妇幼卫生保健,“从事产妇接生、产妇和幼婴的卫生保健,婴儿的体格检查及疾病防治。”二是学校卫生,“给学生种痘、预防疾病注射及简易治疗”。三是公共卫生,“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39]418。
与以上各教会组织独立进行直接的卫生建设不同的是,雅礼会参与举办的湘雅医学院于1935年8月在长沙北效设立卫生事务所。该事务所下设的保健股主要从事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医药救济、传染病制止与预防,卫生劝导股主要从事家庭访问、卫生宣传、卫生教育[40]。
(三)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
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为多个教会组织所采取。各教会在举办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教会组织设立了各自的乡村实验区。有的实验区起初没有设计卫生建设的内容,而是后来根据建设需要增加的;有的在开办之初,就有卫生建设的内容。这种乡村卫生建设的模式,以各教会大学主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最为典型。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分别举办有清河县试验区、龙山实验区、乌江实验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等,乡村卫生建设均是各实验区或服务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些乡村建设实验区中最早进行卫生建设的是金陵大学主持的乌江实验区。值得的注意是,该实验区起初并没有卫生建设的内容。1923年,李洁斋受命到乌江办理农业推广工作,但是难以推广。1926年,他考虑到农民疾病流行的现状,为联络农民情感,购置西药,进行“施诊舍药”[37]。1930年,该实验区正式成立诊疗所;1933年,与鼓楼医院合作创设乌江农民医院,在区公所设有一个分诊所,在附近村庄设医药服务处24所。该实验区卫生组的主要工作与目标包括:为农民治病(包括住院治疗、游行治疗、门诊治疗)、预防传染病(包括种痘、预防注射、灭蚊蝇、提供街道清洁、饮水清洁)、卫生常识的灌输(包括卫生演讲、卫生标语、幻灯、卫生画片)、学校卫生(包括体检、卫生演讲、治疗疾病)[41]。乌江实验区先后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安徽和县政府有过合作[42],但是卫生建设方面更主要是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
继金陵大学之后,齐鲁大学于1927年设立龙山农村服务社,在龙山设有诊疗所一处。卫生事业是该服务社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主要包括治疗疾病、学校卫生、卫生宣传、办理接生等。其治疗工作由齐鲁大学医院派人定期前往治疗,“每逢大集(旧历四九),由齐大医院医士二人,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护士一人,担任平时或复诊之病。对于接生,则有护士(专门产科)负责。对于公共卫生,在最近期间,当另有专人负责。”[43]190据1935年的报导,“自去年九月齐大易文士于每星期一、五,到龙山施诊后,该诊疗所因易大夫服务的热诚,和技术的高明,工作异常发展。全年治疗数次,共达二七一一次,较前任何一年,增加五倍有奇,产科亦较前加增(平均每月一位)”。而且,该实验区的公共卫生运动周也得到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理学院以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协助[44]137-138。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县试验区自1931年7月起,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合作开始进行卫生工作。1932年9月,正式设立卫生股。卫生股主要从事保健、医务、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到1933年,“清河之卫生事业亦极有进展。新建医院一处,凡办公室、诊察室、隔离室均完备。”所办事业有指导学校卫生、打针、防疫、助产、清洁道路;附设产婆训练班,招收接生婆“以数星期之训练”;“星期三五由本院医师至各乡村为人治病。”[45]同时,为方便治疗村民,清河实验区在乡村设立有分诊所。该试验区在卫生建设方面还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了合作[46]323-324。
福建协和大学先后在两地从事乡村服务工作。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附近的仙都乡设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其卫生工作包括:开展诊疗、防疫、卫生讲演、清洁运动等[4]74;这种乡村卫生工作得到了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支持[48]195-196。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受福建省建设厅和教育厅的委托,办理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服务部设立后,积极从事保健工作,如创办女子保健班、办理产婆训练班、设诊病所、下乡种痘等,而且诊病所的医疗工作是与福州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由该院每周五派医生前来为农民诊病[49]。
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是政府与教会大学合作的产物。它由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医学院联合组设。其卫生事业由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负责,该院派王兆霖医师担任此项工作,“其办理情形,略仿河南农村卫生事业。”[36]48
上述机构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有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体现了与政府在多方面的合作。而且,它们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积极帮助政府或民间组织从事乡村卫生建设。1935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支部开年会时,先后进行了两场演讲,其中之一就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主任姚寻源“演讲教会应如何与政府合力提倡公共卫生事业”[50]。事实上,邹平县创建卫生院时,就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乌江实验区曾帮助安徽和县训练卫生人员,进行乡村卫生建设。
沪江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与上述五所教会大学有所不同。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乡村服务处,“旨在提倡乡村教育与农村改进”[51]158,为学校附近农村提供多种服务,医疗卫生即是其中之一。该服务处成立之初就设有施诊所[52],开展卫生演讲[53]等卫生教育活动。
除以上六所教会大学举办的实验区外,教会学校、地方教会、青年会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也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保定的美国公理会和苏州青年会。
在各地的教会学校中,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可谓别具特色,它对乡村卫生建设颇为注重。1933年,铭贤学校农科制订的农业推广计划就是对乡村进行综合性的改造,其社会改造方面也包括了与医院合作进行卫生工作,具体内容有“清洁周、预防针、讲演、诊疗所农家拜访、蚊蝇污物之取缔”等6项[54]。同年,该校在太谷县杨家庄成立农村改进会,组织机构中也设有卫生股,并从先举办一次清洁运动着手开始卫生工作[55]。1935年,该校又在太谷县贯家堡成立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展开各项工作,并在贯家堡办事处内设立诊疗所,“聘专员实施疾病治疗预防”;该校还与仁术医院“热心乡运人士”合作,组织成立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开展各项卫生工作[56]。此外,一些圣经学校也开展了包括卫生工作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山西汾州圣经学校的乡村服务与推广工作中均有乡村卫生工作[57]315-317。
地方教会创办的实验区中也有不同规模的卫生工作。在华北,这方面的工作以美国公理会最为突出。美国公理会在保定樊家庄设有实验区,在昌黎设有农村实验处,在通县设有乡村服务处,并且均从事乡村卫生工作。樊家庄实验区、昌黎农村实验处与铭贤学校的贯家堡农村服务实验区一样,都受到了平教会的影响。樊家庄实验区成立于1933年,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具体包括治疗、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等内容[58]。昌黎的农村实验处除进行平民教育外,有专职医生和护士从事卫生教育、卫生宣传等活动;昌黎广济医院还进行了把医院“送给人民”的运动,在周围15英里范围内进行卫生宣传和预防接种工作[59]518-519。通县乡村服务处的工作也包含有卫生工作[60]518。除美国公理会之外,山西汾州基督教界于1931年筹划设立了汾州基督教农村教会服务区,医药即是其服务事项之一[61]。
在南方,福建、江西等地的教会在推行乡村建设实验之际,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只是在时间上稍迟一些。这以江西最为典型。与某一教会单独设立实验区不同的是,江西的基督教会组织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并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黎川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中包含有乡村卫生(即保健工作)[62]。黎川实验区的卫生工作开始于1935年,设立有保健所,除进行疾病治疗外,还进行清洁运动、种痘、卫生演讲等;但是,由于设备简陋,需要扩充设备,增加专业人员[63]462-463。福建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晚。1936年,该会决定在建宁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次年才建立起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生计、妇女、宗教等五项[64]。
青年会在1920年代的公共卫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乡村卫生建设方面,有的青年会积极参与。1928年,苏州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在苏州唯亭山“首先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65],即农村服务处,从事“培养高尚人格、灌输应用知识、促进体魄健康、改善社会生活、改良经济状况”的乡村改造工作。其中“促进体魄健康”即是“以种种方法,指导农民卫生,以促进农民之健康”。具体包括:卫生演讲、介绍简单医药、介绍优良医院、指导少年养成卫生习惯、春季种牛痘、提倡除蝇、提倡运动健身等[66]。该服务处并没有设立医院、诊所等专门的机构,而是“置备普通药物多种,以备乡民患病者之随时服用”;遇有重症,则介绍病人到著名医院就治,或请著名医生下乡为之治疗[67]。
该服务处的工作也有其他地方教会机构的参与。如1936年,东吴大学农村服务团曾到北里巷进行服务工作,在博习医院敬金波医师主持下进行了诊疗服务[68]。不过,唯亭山服务处的卫生工作主要是利用简单的医药进行治疗,重在预防。虽然如此,唯亭山的乡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受此影响,“芜湖、香港、广州、南京、太原、宁波、保定、福州、重庆、济南等十余市会———也都纷纷继起举办。”[65]这些地方的青年会所办乡村事业虽受唯亭山的影响,但是根据地方情形也进行了调整。与唯亭山不同的是,安徽芜湖青年会于1932年设立的丁桥农村服务社自一开始就设立农民诊疗所,进行乡村卫生工作[69];
次年,“在卫生方面已使一般农民渐有觉悟”[70]。然而,各地青年会通过设立服务区、社,从事固定的乡村卫生工作的并不多见,只有在某些方面有卫生建设的内容。杭州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丁桥镇农村服务处就设有诊察室;香港青年会自1931年起开始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卫生演讲与卫生展览;广州青年会自1934年起在市郊乡村进行乡村事工,其中包括有卫生幻灯;南京青年会的乡村工作开始于1933年,随后在中华门外殷行镇霞曙村建立服务区,其工作包括有卫生教育。太原青年会组织成立“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并与太原政府、华洋义赈会合作,重点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其活动中也包括有“种痘、卫生运动”等与卫生建设相关的内容;宁波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五项工作内容中就有健康一项[65]。
与以上卫生建设相比,有的教会机构在进行乡村建设时,虽有卫生建设的计划,但是实际工作并不突出。如汇文神学院在河北昌平设立乡村实验区,进行的乡村建设带有浓厚的乡村教育性质,其活动包括有宗教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实验工作,并设有慈善事业实验区。然而,据1934年的报导,其卫生教育实验活动仅限于施种牛痘[71]。据1936年的调查,该实验区的工作中仅有“家庭卫生”与卫生建设有直接关系[72]。这说明乡村卫生建设并不是该实验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表明其从事乡村卫生建设能力的有限。
(四)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
在建设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各地的乡村教会积极从事各项事工,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乡村卫生工作。据毕范宇对64名乡村牧师和传教士的调查统计,有23人在一年里从事卫生教育或卫生活动,9人在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事此种活动,11人认为这种活动很重要[21]134。事实上,有的乡村教会建设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活动。
在乡村教会建设中,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金陵神学院在南京淳化镇设立的“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实验处”。淳化镇的乡村教会实验处开始于1932年,同年冬即进行乡村卫生工作。淳化镇的卫生工作体现了教会与政府、民间的广泛合作。起初,该处的卫生工作极不正规,只是在教堂后的小屋内“设有一些简单的药品,由牧师为人治疗简单的疾病,和宣传卫生教育。”[73]1971933年正月,该处开始考虑设立乡村诊疗所,于是联合地方官、绅、商以及地方教会成立了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其成员包括“本地绅商、县立小学校长、镇长、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宋墅女青年会、淳化中华基督教会及本处各代表”[73]197-198。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请南京鼓楼医院指导卫生工作,该院乡村服务部派出的李入林负责此事,“对于开办时各种计划,帮助颇多。”[73]198
1933年,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设立诊疗所。而且,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与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卫生合作。时值江宁县政府正在进行卫生建设,所以它将淳化镇的诊疗所视作本县卫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淳化镇的卫生工作得到了江宁县卫生院的“各种帮助与便利”;同时,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向政府备案后,江宁县政府每月给卫生分所提供津贴,1935年又由起初的每月10元增至每月50元。1935年,合作办法又有所改变,“由县政府负卫生分所完全责任,促进会负卫生设计方面责任。”[73]198-199淳化卫生分所有男女护士各一人负责卫生工作,具体包括诊疗、传染病的预防、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村庄卫生(派护士到各村庄巡诊)、妇婴卫生、卫生宣传等。此外,该处还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合作,研究当地农民的营养与健康[73]199-201。
淳化镇在乡村卫生方面的广泛合作应当说是很成功的。因此,1934年,毕范宇在关于青年会与农村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单独能做的,必须要和别的机关合作”;接着,他以淳化为例,肯定了淳化乡村教会在卫生方面的成功合作[74]。
与淳化等地乡村教会建设不同的是,美国农村教会事工专家费尔顿(Ralph A. Felton)所推广的乡村教会建设是跨省份的实验区。1936年,费尔顿来华任职金陵神学院,进行乡村教会的建设。1937年,他在调查研究后,倡导建立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决定以南京、北平、济南、福州、广州、成都等地为中心,在神学院和教会大学等的主持下建立实验区;每个中心涵盖几个省份,如南京中心就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开展各项乡村建设和乡村教会建设;其中的乡村卫生工作就包括有生育、卫生与疾病预防谈话、设立教会诊所、种痘服务、散发卫生小册子以及公共卫生展览等[75]12。
除以上4种主要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外,其他教会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卫生工作。如:1936年,保定同仁中学从事的乡村服务也有卫生方面的内容,到各村进行的巡回挂图就包括有卫生方面的挂图;其服务工作中也包含有携带医药箱,“仿选定县平教会的保健箱在乡下施医。”具体各年级的社会服务安排是,初中二年级的包括种痘、捕蝇、挂图等,前三项都与卫生有关;高中项目中,假期服务包括有携带医药箱[76]。
一些教会医院在一定区域的乡村从事公共卫生服务[21]65,如山东临清华美医院在1936年就在乡村进行了公共卫生演讲[77]7。另外,山东浸礼会在乡村进行卫生教育[16]203;1934年,美以美会华北女布道会决议进行乡村服务,其培养乡村教会工作人员的计划就有卫生教育的考虑[78]61。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福山等地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卫生工作[79]108。不过,这些乡村卫生建设要么尚未充分展开,要么带有非专业性质。不过,这些形式各异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可见,教会举办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根据举办主体,又可以区分为单独举办(包括受政府委托的方式)、教会合办、教会与地方政府合办等几种方式。无论在何种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教会医院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单一的医疗模式都是由各教会医院负责举办;在综合模式中,教会主持的重要乡村建设实验区或服务区等大多是由与之关系密切相关的教会医院具体负责卫生建设。同时,不少卫生建设也得到官私方面的帮助。这都反映了民国时期教会工作的合作化与本土化历程。
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山西、江西、河南等10余个省份。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与政府、民间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与之一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卫生建设,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然而,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在取得成绩之际,同政府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面临着自身和客观的现实问题。
教会医院、教会大学以及其他教会组织,都是具有外国背景下的宗教组织。它们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在某些方面自然有别于世俗领域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宗教性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各地起着开辟传教大门的作用一样,卫生建设在开辟乡村传教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以乌江实验区为例,医药为乌江农业传教的进行打开了局面。起初,乌江实验区只进行简单的疾病治疗,“自此种医药设备公开后,地方感情日见融洽,乡村改进工作得以畅行无阻,故此种费用小而效率大之方法,实可供其他乡村建设机关取法焉。”[80]73正因为如此,毕范宇在谈及乡村卫生工作时,就指出“乡村的每个社会或宗教机构能有助于传播卫生知识,并促进改善卫生条件,而且这为乡村教会留下很大的机会。”[21]65的确,有的教会就充分利用卫生建设进行宗教传播。如美国公理会在保定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时,负责乡村诊所的流动医生就是与传教士一同行动的[16]205。
除去宗教性这一显著的特征外,有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在经济、组织等方面体现了自身的特色。民国时期有人就比较了定县乡村卫生建设与金陵大学主办的乌江实验工作的差别。当时,定县的制度“已被政府采纳普遍的推行”;乌江的实验工作则是“由农业推广区卫生组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推进,在乌江本镇设立农民医院一所,香泉、桥林、濮家集各市镇设立诊疗民,其他市镇则为巡回诊疗”。
在经费方面,“定县有大批固定的预算,乌江仅凭募捐和自身业务的收入”,而且“乌江卫生事业是在农民组织中活动,有农会的经费,有农会的职员来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特点。”在人才方面,“定县有大批医生和医学院实习的学生,乌江仅有一二医生和经过训练的本地练习生”;在举办历史上,“乌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定县较迟。”[81]因此,乌江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定县有优势、有影响,但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此外,其他教会组织所举办的乡村卫生建设也因为教会医院在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势,而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如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的农村医疗网就具有典型性,这是当时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医疗卫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同其他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一样,也必须适应中国各地乡村的实际。收费低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社的“助产收费极低,实合农民经济能力。”[43]192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均设立了医院、诊所等诊疗机构,同时派出医生、护士、助产士等进行医疗、防疫、公共卫生等活动。以齐鲁大学设立的龙山乡村服务社为例,该社在成立后的几年里,“工作虽有时不容易进行,经济也有难处,但经同事们不怕艰难的努力,成绩还算不错”。1936年,为使人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该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宣传大会,活动有演讲、展览、戏剧表演,展览分平民教育、公共卫生、家庭改良、消费合作,“结果很不错”。[82]就医疗而言,各种医疗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逐渐赢得民众的信任,就诊者不断增多,乌江农业推广区的诊疗统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下表)。其他方面,教会组织的乡村卫生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防疫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进行的防疫工作就有种痘、猩红热狄克氏试验、猩红热毒素注射、预防霍乱注射、白喉锡克氏试验等[43]85。尤其是种痘在各种乡村卫生建设的实验中都是着力推行的。此外,学校卫生、公共卫生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对于改变一定区域内的乡村民众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所进行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均是以西医来改造乡村、服务农民。这是近代西医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首次有计划地将西医向乡村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医院以城市为中心的状况。在此过程中,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卫生观念、西药等传入乡村,使乡村民众直接接触到了近代西医。然而,乡村民众长期以来有着自己的医药观念与卫生习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因此,教会乡村卫生建设者在进行工作时必须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接受能力。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推行新式助产的周全考虑与举措就证明了这一点。清河实验区的新式助产工作就包括有助产教育,“其目的为使乡民澈底明了助产工作之重要,及新旧接生之利弊。”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家庭拜访,“以联络感情,宣传助产教育。”二是母亲会上“由护士主领之演讲或指导”。三是文字宣传方面,将《孕妇须知》及印刷品多种,“分赠乡民”,并在《清河旬刊》上刊登有关文字。四是“又授本地收生婆以新式接生术,灌输助产知识”[43]87-88。经过努力,新式接生最终“极得本地人信仰。”[43]87因此,在乡村卫生建设者的努力下,不少地方的乡村民众逐渐接受了西医以及相关的观念、习俗。
但是,乡村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西医的接受,进而影响了乡村卫生建设的进行。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在清河试验区,其卫生股的“工作中比较满意者,为门诊治疗及助产工作,他如预防注射,环境卫生等工作,则成绩较差。盖缘于经济及地方风俗人情之隔阂,工作进行,较为困难之故。”[83]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进行卫生建设,其工作之一就是家庭访问,“目的志在灌输家庭卫生教育,使各家妇女均能有卫生常识,及如何管理儿女,治理家务,预防疾病等。”然而,“因农民多智识薄弱,对于此种工作之善意,每多忽视,致进行尚未臻顺利,良可惜也。”[35]农民既有的医药观念也阻碍了他们接受西医药。
早在1925年,邵雯光在提倡发展乡村医药事工时就指出,农民认为“我们的医药是最好无比的”,“故必须请一中医,可以适应他们的急需;再请一西医,平日就可使他们知晓西医的便利功效;这样,不但能悦服他们的心,并且经济也有独立的希望。总之,要想改良他们的生活,决非一朝一夕所可能,必需长期逐渐的工夫才行的。”[9]事实上,许多地方在推行西医之初就遭到了农民旧有观念的阻碍。当时推行西医的人士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诚如1936年的《湘雅医风》刊文所称,“现今你若想到乡间去办卫生,也何尝不像以前在北京修铁路和在上海装电灯的情形一样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过卫生这两个字。”
以江西黎川为例,当地推行西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民愚鲁,迷信难破,除外科来就医外(因取费廉,每人新号十枚,复诊五枚,奏效迅速),非奇险之症,鲜有情愿来医者。”[63]463除去农民的因素外,乡村生活条件也影响了西医人员到乡村服务[85]。黎川实验区在开办两年半后,“没有非常成功地获得一名好的_医生”[86]19。同时,各教会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之际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经济困难。不仅在华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印度的各国教会在从事乡村卫生之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87]67,79。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范围的拓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服务范围的有限,表明了它作为民间力量难以承担起广大乡村改造的重任。而且,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因战争波及而相继中断,即便幸存,也只能勉强维持。上述情况是中国官私机构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总之,基督教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宗教与世俗的多重动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模式的运作既体现了基督教在社会福音下的人间观照,也体现了其改造社会的世俗用心。因此,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相应的区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人才等方面的能力,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出现在10多个省份,但其服务地点和范围却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教会在抗战时期依然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战后,教会中人仍然提倡到乡村去建立“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诊疗所”[88]。但是,乡村卫生建设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作,民间力量进行的这种地方性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卫生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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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年级的历史学科学习是学生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关键的一步,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能力的培养、教师的引导和教学方法都是成功的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八年级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兴趣是知识的入门。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当一个人对某 种事物发生兴趣时,他就会入迷地去追求,去探索。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兴趣,必将成为他学习的内在动力。 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既是反映学生学习效率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教师教学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增 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众多教 师不懈追求、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编初中历史第一册的教学实践,浅谈几点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的体会。
一、讲究开头,激发兴趣
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每节课能否都有个好的开头,直接关系到这节课的成败。如果教 师一上课就照本宣科,平铺直叙,就会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甚至成为催眠曲,因此必须讲究开头艺术。要尽 可能一开始就引人入胜,把学生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教师必须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精心设计好 每一节课的开讲导语,用别出心裁、平中有奇的导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如 我在认真分析教材第1课《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通过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和结合当前形势的特点后认为:这 一课首先要告诉学生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应做怎样的人。所以讲这一课时,我这样开头:“同学们,你们一定 听过或读过许多历史故事,看谁能讲出秦始皇、曹操、秦桧、刘胡兰分别是什么时期的人物?他们是怎样的人 ?”这一问题的提出,顿时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不少学生七嘴八舌在议论。我先后叫了几个学生来回答,但他 们的答案都不够准确。这时,我先指出以上人物分别属于那个时期。在学生聚精会神地听时,我板书第1课课 题《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导入新课:“历史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的光耀千秋,象英雄刘胡兰,受到了世世代 代人民的崇敬;有的遗臭万年,象奸臣秦桧,长跪地上向人民请罪。”这时我指导学生看课文《刘胡兰》、《 秦桧》的插图。进而激励学生:“我们学习了历史,就应懂得怎样做人。我们应当做象刘胡兰那样的人,有远 大的理想,高尚的气节,将来才能为建设祖国多作贡献。”这样的开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达到了预期的效 果。
二、讲好插图,引发兴趣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插图多,直观性强,形象生动。讲好课文中的有关插图,对引发学生兴 趣,增进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记忆,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中,由于插图很多,限于课时, 教师不可能每图都讲,只能根据教材要求和讲课需要选择讲解。有些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如果没有向学 生讲解,就会使学生似懂非懂或一知半解。经过教师讲解,既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知识 。如第8课《战国七雄》中的《商鞅舌战图》。因为“商鞅变法”是这一课的重点。战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形成 ,是通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的变法或改革来实现的。讲好《商鞅舌战图》,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商鞅作为 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又可让学生懂得改革的不易和改革又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提高学生对商鞅 变法带来的历史作用,即“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加强,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的认识,也为以后理解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打下基础。为起到这 个作用,我在讲课时,让学生看《商鞅舌战图》的同时向学生讲解:“图中就是当时商鞅舌战大臣的情景。中 间席地而坐的是秦孝公。商鞅,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正在跟反变法的大臣辨论。你看他手拿竹简,引经 据典,振振有词。他说:只要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方便,就不必效法古代。他响亮地喊出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的变法口号。坐在他对面的是两个保守派大臣甘龙和杜贽,被商鞅驳得张口结舌,坐不安席。这
一 场历史性大辩论,最后由秦孝公作决定:他说:“商鞅说得对,就按商鞅说的去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 中,学生全被吸引往了,达到了引发学生兴趣的效果。
三、巧设疑问,以疑激趣
学习新知识,实际上就是设疑、解疑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设置一些疑问,把它摆在学生的面 前,使他们先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后激励他们去寻求“柳暗花明又一村”。当学生找到“又一村”后, 就会产生一种快感。这种快感又能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我在讲授第19课《昌盛的秦汉文化》第一目 “纸的发明和蔡伦改进造纸术”时,为了让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我国发明的造纸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所 起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我作了这样的设计,我先提问:“同学们都知道,纸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个同学能够说出首先发明纸的国家和时间?”当学生做出“中国”和“西汉 前期”的正确答案后,我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有谁知道我国在纸发明以前用什么作书写材料?”有同学回答 “龟甲、竹木简或帛”后,我简要向学生介绍在纸张发明前我国书写材料的变革:殷商-主要是龟甲和兽骨, 也有铜器和玉石器;西周-主要是铜器;春秋-竹木简盛行,并开始用帛书写;东汉-竹木简和帛仍是重要的 书写材料。继而我又提出第三个问题:“与纸相比,竹木简和帛的缺点是什么?”在学生回答:“竹木简太笨 重,帛的价格昂贵”后,我指导学生看彩图27“汉代木简,”指出这就是汉代以前的书。看到这种用绳子串 木简做成的书,引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这时我又加上一句话:“要是你们的书包里的学习材料还是木简的话 ,该有多少木简?会有多重?”学生听后,情不自禁地议论纷纷,都感到纸的发明太伟大了。我紧接着提出第 四个问题:“西汉发明了纸,为什么东汉蔡伦又要改进造纸术?”由于课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学生的回答 很难准确,而这个问题又是必须了解的。我告诉学生:“在蔡伦之前造的纸质量差,易脆裂,厚薄不一,急需 改进。”我又指着《蔡伦》图说:“东汉宦官蔡伦在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造纸原料请同学们在书中找出 。”这样一环扣一环的设疑解难,把学生引向似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又一村”的境地,这样既激发了兴趣 ,又掌握了知识,也更好地理解了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的伟大意义。
四、创设情境,以情求趣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 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坚持情感教育 ,即在教学中创设能激发学生情感,有吸引力的环境,把学生引入课文内容所描述的情境中,使学生在感情上 受震动,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这是很重要的。如在讲第18 课《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一课时,我告诉学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东西夹 击匈奴。在讲到张骞带着100多人刚走出汉朝边境,就被匈奴兵抓住时,学生为张骞的安危担忧;当听到匈 奴人想让张骞投降,把他拘留了十几年,而张骞始终保持汉节,忠于祖国时,学生被张骞临危不惧,忠心报国 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继而听到张骞终于找到悔会逃出时,学生又为之欢欣鼓舞;当再次得知张骞历尽千难 万险,从大月氏返回汉朝的途中又被匈奴人捉住并扣留一年时,学生又一次为张骞的命运担忧;当知道张骞好 不容易在经受13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和另一个人回到了长安时,学生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个故事具体 情节的生动描述,不但使学生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如身临其境,为张骞的命运时忧时喜,同时又加深了对张骞 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深深地被张骞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又强调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和 外交家。在他二出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得到频繁的交流,并为后来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使新 疆地区正式归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和开辟“丝绸之路”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这样以情感人的教学,使学生对 张骞在历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能更好地回答课文中提出的“张骞对我国历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的思考题。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和途径还很多,如巧讲典故,以奇引趣;精读诗词,以诗牵趣;编写歌谣,以歌 导趣;设置图表,以图增趣等等,只要经过教师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就一定能在教学中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使他们的学习化繁为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充满兴趣的教学中,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又增 长了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真正达到学史明志,知史做人的目的。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情境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探索 《历史与社会》是开放的课程,教学内容紧紧联系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但各部分内容之间并没有遵循传统的逻辑结构,若按灌输知识式教学模式讲授,很难取得较好效果。为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增强其思考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必须更多地结合学生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创设与当前学习主题相关的、接近真实情境的学习环境,在该环境下高度还原或仿真实际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激发其参与交互式学习的积极性,在互动中完成对问题的理解、衍生和知识的应用、重建,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说,创设情境在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设声情并茂的语言情境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最普通、最直接、最常用的教学手段,可能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八年级《历史与社会》 本身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然而,中学《历史与社会》教材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抽象概括、提炼浓缩的书面语言。因此,通过形象的语言,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才能唤起学生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求知欲。对学生而言,苍白的语言,平铺直叙的讲述,就像是一潭死水,让人昏昏欲睡;空洞的情感,千篇一律的语调,就像是一盘淡而无味的菜,让人兴味索然。若能丰富语言表达法,或寓事于理,或寓情于景,或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声情并茂地再现,就能使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强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如讽刺清政府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时,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这样说:“慈禧太后多年来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的笛子跳舞。现在,只要听到笛子的声音,她就知道该踏出右脚或左脚了。”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视语言的作用,他在批评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时,就用了这样一幅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老师能够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驾驭语言,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何愁学生不专心,何愁教学效果不提高呢? 2 创设生动直观的教具情境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视觉效率比单纯的听觉效率要高30%左右,这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轻易地记住一部电影的主题内容,却不能同样轻易地在听别人朗诵一遍剧本之后就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依照心理学对于记忆规律的研究,通过不同渠道,对受教育者的大脑皮层进行多重刺激,有助于巩固记忆的成果。在《历史与社会》教学中应用直观教具正是为了通过学生的多种直觉感官全方位地认知,既可帮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社会》是一门鲜活而且有趣的学问,从而产生兴趣,又可帮助他们在更容易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产生获得认同的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如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由于学生缺乏战争的感性经验,教师光讲课文往往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特意播放了电影《珍珠港》的片段,让学生亲自感受,再配以教师具体的讲解,就能对日本的战略意图,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美国军队的训练有素,战争的残酷性等等,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学生注意力集中,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3 创设活灵活现的角色情境
当今学生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喜欢形式新颖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他们又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强烈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的最好刺激,乃中创设模拟角色情境,比如自编小品,通过学生模拟历史片段,渲染课堂气氛,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增加学生的学史兴趣。如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用军事家的思维去思考:如果你是英国海军总司令,你打算如何设计到达中国的路线?达到后选择哪些地方和中国军队作战?你这样选择的理由是什么?在讲到鸦片战争的影响的时候,我又要求学生用政治家的思维去思考:战争胜利了,如果你是政府代表,你会向中国政府提出哪些要求?理由是什么?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同意吗?为什么?很多学生都有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梦想,在课堂上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过过瘾,他们也是求之不得的。经过争先恐后的回答,老师再加以点拨,不难分析出鸦片战争的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点,得出《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的结论,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点。这样的学习方式要比老师的“灌水”有趣得多,有效得多。
4 创设欲罢不能的问题情境
巧妙地设置问题,以引导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认识兴趣和求知欲的有效方法和手段。教材内容和学生的求知心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可以以设疑—答疑的方式来解决。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教材中的结论,有意识地、巧妙地设置成问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从而使学生的注意、记忆、思维协调活动起来,以达到最佳学习状态。
5 创设别有滋味的另类情境
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各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要求历史与社会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座可以尽情展示的舞台。在结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下,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教学风格和特点,在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课堂里营造一种耳目一新的情境。
比如在讲到《盛世文化》时,可以像语文老师那样上一堂诗词鉴赏课,师生共同于都,共同赏析,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作品出现不同特点的历史原因。
情境教学固然有着强大的功能,但它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在探索过程中,我遇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某些情境的设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一方面需要认真甄选适合情境教学的内容,不要刻意追求每一种情境教学模式都要用到;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如何改变“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现象。情境教学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因此往往会在课堂上出现一部分学生出尽风头,另一部分学生默默无闻的尴尬情境。这就对老师提出了挑战,努力探索多元化的情境教学模式,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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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战争,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此起彼伏,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天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其平均分配的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最后也未能付诸实行。
谈起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映入我的脑海中的是一个个首先站出来反抗清王朝奴隶般统治的一位民族运动的英雄们: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李秀全,陈玉成„„早些时候,我读了曾国藩的传记,在我看来,曾国藩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那个昏庸是非颠倒的社会中,依靠了自身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志士们一起建立了湘军,成功的镇压了当时清廷无力镇压的太平运动的起义军们,并且引领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军械厂”,并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正气的将领们,其中当然包括后来建立淮军并成为清末第一重臣的李鸿章,为清朝的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说起太平天国,虽然说他加速了清朝国力的衰退,使清廷在后来完全无法抵挡外国的侵略,而且他们也是一支由农民组织而成的造反起义军,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是多有褒贬不一。然而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可歌可泣,我们对其的评价应该更加给予同情与理解,而不是批判和反驳。
从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一路抗争,历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至江苏六省,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资政新篇》,之后西伐,天京肃清战区取得巨大胜利,和功亏一篑的北伐失利太平天国书写了一个一个奇迹。在此,我想分析一下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原因。首先,政权的建立的主要成员主要是由农民,他们缺少统一的建设思想,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短时性,这一点仅可以从洪秀全的后期表现就可以窥见一斑。(后期的洪秀全迷醉于奢华的享受之中,身躯肥大臃肿不复当年豪情,怠于朝政,将政权交与自己的亲信人等,同时逼杀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逼走天国第一战将翼王石达开,分化了天国的实力,这些举措完全在一大程度上导致了天国政权的覆灭)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迅速封建化,并导致腐败丛生。起义初衷,洪秀全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平等的、人人温饱的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却连个合适的官名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王一级的名称“姑从凡间歪例”,其他各级官员也只好按“歪例”定名。于是便相应地制订出《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卑尊和特权。洪秀全在《天父诗》中则公开宣扬“生杀由天子”,即和封建皇帝一样,拥有生杀大权。并继承了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表现在生活起居上,也都按照帝王将相的规格来铺排。进入南京不久,便大兴土木,广建王府。新建的天王府周围更达十余里,墙高数丈。城称金龙城,殿称金龙殿。“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至于东王府则“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生活上的腐败,失去农民起义军应有的进取心。并由此引起的争权夺利,把好端端的太平天国引向失败。第二是人心不齐,天朝的一大部分将领是东王杨秀清的属从,而杨秀清后来与洪秀全闹翻,洪秀全设计同时杀掉杨秀清和韦昌辉,大失人心,直接导致部分将领对天朝的信仰产生怀疑,对当初同甘共苦的思想产生质疑。况且拜上帝会毕竟是迷信,无法长久的支持人们的信仰。其中最出名的要数是石达开的出走,这位曾经数次击败曾国藩的湘军的传奇将领带走了当时天朝的精锐部队在在四川独自作战,中寡不敌众而亡。一位位极具声望的领袖相继忘去,大失人心,从而将天朝赖以生存的人心本钱消耗殆尽。第三是由于神权左右政权。历史造成的失误,使洪秀全不能自拔。
1848年,正当拜上帝会蓬勃发展之际,首领人物冯云山被捕入狱,拜上帝会濒临解体。杨秀清为了挽救革命危机,“替天父下凡”,巩固了革命群众的信念。对此,洪秀全加以认可。但是,时过不久又出现萧朝贵“替天兄下凡”,这不管是出自洪秀全还是萧朝贵的主意,都应是争夺权利的表现。大约洪秀全想由天兄来制约天父,才纵容萧朝贵“替天兄下凡”的。可是,这个天兄比天父更厉害,一发不可收。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仅1849年,“天兄下凡”就达37次,包括起义的人事安排和日常事务全由天兄安排。洪秀全不得不回过头来借重杨秀清。在金田起义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永安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东王,节制诸王。洪秀全的信任,杨秀清本人的才干,使他的地位猛然上升。冯云山、萧朝贵早逝,王权失去互相制约。东王杨秀清成为太平天国的最重要决策者,其借用力量仍是“替天父下凡”这个武器。洪秀全作为天王,没有掌握实权,这就造成杨秀清权力过大、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轻重倒置局面。如果在金田起义之后,永安封王之时,立即取消拜上帝会,一切以新建立的政权组织行使职能,杨、萧代言人资格自然取消,洪秀全权力就能集中。可惜洪秀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潜心研究教义,宁可当教主,不去认真当天王。而教权又必须由天父来施行,这就是洪秀全难于从教权政权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原因。由于政权、神权并行,神权既高于政权,又为杨秀清所掌握,这就在许多问题上,杨秀清凌驾于天王之上,必然造成矛盾,而洪、杨的矛盾又必然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一些心怀叵测又不愿受神权控制的大臣,如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人,就会利用政权、神权的矛盾,起而翦除神权势力,并借机扩大事态,打击洪、杨力量。就这一点而论,洪秀全还不如朱元璋清醒,朱元璋借白莲教起家,夺取政权后立即宣布白莲教为非法,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却从始至终都信奉天父皇上帝。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则是曾国藩湘军的不懈追击作战,历时多年,曾国藩顶住了朝廷等多方面的压力,独自一人协同寮建立湘军,最终将天京攻破,结束了轰轰烈烈天国起义运动。不得不说湘军在天朝覆灭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爆发在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初期的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抗日战争,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自金田揭竿,就把矛头指向清王朝,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杨秀清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号召“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把推翻清封建王朝作为直接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学校中拆除孔子牌位。太平天国的官书《太平天日》中尖锐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具焚弃殆尽”。太平天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给清王朝以严重打击。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太平天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高高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不怀好意。1853年,太平天国刚定都南京,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提出,趁清朝皇帝还能够和外国签订条约时,进行干涉,以便向清朝皇帝取得“干涉的报酬”,即“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并使鸦片合法化”。为判断这种干涉“是否必要,是否值得”,英使文翰特地从上海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递交《南京条约》。杨秀清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焉有主从之分”,没有理睬不平等条约。随后让韦昌辉、石达开给文翰正式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敏锐地把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联系在一起。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后期,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正面作战,曾经给外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等都死在太平军的刀口之下。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立场十分鲜明,1862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言下之意,只要洪秀全接受他们的条件,可以让洪秀全当儿皇帝。洪秀全当即予以驳斥:“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英国人呤唎问李秀成为什么要去进攻有外国领事馆的上海,李秀成说:“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他们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
外国侵略者和清军勾结起来,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一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是十分清楚的。太平天国名将陈坤书在常州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之后,城破被俘,他痛斥李鸿章:“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座城池。”洪仁玕在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时说:“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李秀成被俘之后,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虽晚节不终,但良苦用心之一,是劝曾国藩“防鬼反为先”,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利炮”计划,认识到我国虽有“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说明李秀成已经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本质,而且在寻找“制夷”的办法。太平天国英雄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觉醒,是以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极为可贵的财富。
太平天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了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同时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采取“著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持,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系的湘军和李鸿章一系的淮军人物的手裏,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斗争锋芒直指国内封建统治者,同时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最终失败。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如同历史上各次农民起义一般,产生了保守、迷信、享乐、皇权等封建思想意识。历史告诉我们,农民战争无法诞生先进制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自发的农民思想不能拯救中国。 关键词:太平天国,阶级,失败,时代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1872年4月,石达开余部李文彩部在贵州大塘覆灭,这是最后一支可以查证的使用太平天国旗号的反清武装,理论上是最后一支太平军。不少学者认为,当以李文彩部的覆灭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标志。
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利用迷信“邪教”聚集力量,中国历史中并不少见,如东汉时期黄巾起义中太平道;宋朝方腊叛变,约是一个佛教分支; 元朝红巾起义的明教以及清朝的白莲教。)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东王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所谓太平天国前期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也称作“虚君制”。
【金田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____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永安建制】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方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
【定都天京】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北伐】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
【西征】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天京解围】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天京事变】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
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翼王西征】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1859年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1861年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余部坚持战斗。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东征与清军反击】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
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在附近地方招兵30万人,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下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也来配合作战,失败;6月集贤关、赤岗岭失守,8月陈玉成与杨辅清等夺回集贤关,再救安庆,为清副都统多隆阿部所拒。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及全军1.6万余人全部战死。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____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2年(同治元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12月,李秀成奉命北渡长江。同年李鸿章攻江苏南部,左宗棠攻浙江。
1863年12月4日,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
1864年5月11日,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自此淮军与金陵湘军联络畅通无阻也。
【天京陷落与败亡】1863年12月21日,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并苦缺粮食,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洪秀全不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李秀成、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让好马给幼主,混乱中与幼主失散,于同月22日在南京城外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李秀成自述》),于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历史功绩不可抹灭。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其四,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
其五,19世纪中期,亚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运动同波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共同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
引用几位伟人言作,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91]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
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参考资料: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赵彦昌、陈婧曙 ,《太平天国档案工作研究综述》
台湾三军大学 编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编著 .《中国近代现代史 上册》
洪仁玕、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朱芳哲、黎斐,《金田团营考释》
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摘要:本文从宗教、军事、社会等方面探讨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形成原因,以及在其实施上的某些矛盾现象。
关键词: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矛盾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可以说是男子的附属。太平天国兴起于封建专制政体时代,男性中心无可厚非,当时的妇女当然还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在占领区实行过一系列关于妇女方面的政策,但他们在很多方面受到农民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影响,并未把妇女从封建压迫中完全解放出来,其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矛盾性和落后性。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最主要的措施可归纳为:置女馆,收妇女;设女官,立女军;办女试;废奴婢,禁娼妓;禁缠足等。
一、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原因
1.宗教上。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思想出自____教义的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中包含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他们尽量地宣传人们之间应该平等友爱。《天条书》上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简又文先生也认为:“天朝对于提高妇女,解放妇女,保护妇女,确有崇高的理想,兼有实际的措施,推究其源则莫非出自于宗教信仰。”我对简老先生的这种看法也是同意的。
另外,太平天国以宗教创军建国,道德观念视为上帝戒条,至为严格,其对于淫乱行为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或饶恕,就拿他们实行的女馆制度来说,隔别男女之作用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实际上可以杜防淫乱,起到治本清源的作用。
2.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起义于两广,会众多是童谣民族、西南一带的边区民族,当时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举凡一切精细操作皆为妇女服劳;加上社会道德观念的不同,如“不落家”的习俗。影响太平天国严别男女政策与奸淫之禁的原因,可能是社会风俗严禁的一面和随便的一面,两者的成分都包含在内,因为观念不同,若不加约束易造成动乱。
3.军事上。厉行男女分营,无异使入伍的教徒以眷属为人质,使之不敢妄萌异心。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人有的是全家参加革命,有的是独身入伍,他们中的个个男子都必须奋勇作战,大业成败都在于此。如果仍有室家之好与内顾之忧,则纵欲、徇私、眷恋,在所难免。这样就会消减全军的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领导者实行“女营女馆”制度并不无道理,这一制度的实行成为无劳动能力妇女的衣食来源。此外,在军事战略上,在攻占一城池后,并不打算久留,也不安顿后方,只是一味向前,只有将妇女纳入军事化组织以便行动。
二、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施上的矛盾现象
1.一夫一妻制的矛盾性。一般来说,男女地位平等,最主要表现在一夫一妻制上,但天朝只准一般的低级干部及平民娶一妻,而中级以上干部按等级规定妻子的人数,洪秀全的妻妾则不计其数。
天朝领袖和将领们普遍广选女色或保持一妻数妾是无可置疑的,但有的人还说,太平天国领导人中“许多因受到《新约》的影响而变得开朗起来,已经抛弃了多妻制,已对多妻制感到嫌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教。中国向来注重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不可能在天朝内部彻底地推行妇女解放政策和措施,更不可能说他们对待妇女的道德品质有太大的进步性了。
2.女营女馆可以说是大集中营。本来妇女可以过基本的家庭生活,如今连那一点自由都被剥夺,这特别是对年轻妇女的一种摧残。
女馆妇女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妇女活动没有自由。为了禁止奸淫,防止男女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对女馆妇女“防守极严,即夫妇母子不许相见讲话”。夫妇同居,亦为犯天条当斩,这一政策在战争时期尽管有其合理性因素,但它违背了人性和生理规律,对于太平天国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摧残。人性大欲遭到了严重的控制和压抑。尽管太平天国天律中规定夫妻只准在每月晖日同宿,“余日犯者为违教,每人只生一子,多着亦为违教”,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父母孩子骨肉亲人不准相见,违者即犯天条。自古以来此种情况从未有过。一方面他们的天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性情受到扭曲。另一方面他们却看到太平天国的领袖广选美色,嫔妃成群,淫奢无度,这种现象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在这方面的禁令急严,但违者仍习以为常,以至于斩首游街,鸣锣示众,仍有不畏法者。有一次,杨秀清关闭天京城门进行大规模搜查,结果查出“男扮女,女扮男及孕妇各数十人,悉杀之”。鉴于这种情况,太平天国领袖们不得不经常派人到男馆查看,不许藏匿妇女。又担心夜晚出来难以防范,于是派人沿路“梭巡”。
3.女军所担任的任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集中在女馆之姐妹,也为军事服务,但她们所担任的职务,与男军相比多有限制。“天朝政制像乡土官由军、师、旅师以下至大司马、伍长,皆由人民推选,……次种乡官皆由男子任职,未闻妇女入选”。女军所担当的任务大多为生产、劳作性工作,如挖沟,背负米盐,收割稻麦、砍柴拾柴,抬埋死尸,等等。“妇女入馆后日以劈竹兼挑砖负米为事不堪其苦”,只要是个人生活所需的劳动和杂活,以及前线太平军作战所需要的后勤杂役,太平天国均让女军承担,其目的一是为整个太平天国服务。二是想让她们通过生产劳动在社会中求得生存,恢复人性本来面目,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三、总结
关于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实施,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以上所说的种种矛盾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妇女的重视只是利用妇女的力量与怀柔作用,所谓男女地位之平等,并非出自人道关爱。同时,由于受社会和阶级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农民阶层不可能达到真正地去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他们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只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太平天国的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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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中_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事件,一直以来倍受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五四运动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19年5月4号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条件、历史特点、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
1.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五四运动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2. 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3.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政府在华势力范围、撤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1.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了。
2. 五四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参加五四运动的不仅有学生群众,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参加到革命的运动中去了,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民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开始到工人中去宣传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四、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1.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_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以此为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采取了强硬态度和正义立场,拒绝和约签字,开创了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敢于抗争的先例,同时则使皖系军阀政府声名狼藉,迅速由盛趋衰。
2.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时期,同时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阶段。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和移植,为现代中国培育了一代英才。
3. 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从而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4.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尚未诞生,但是已经
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些人更直接充当了运动的组织者或指导者。运动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有了发展和壮大,且在运动后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运动的内容和方向也在朝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发展。这都表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意义深远。五四运动解放思想,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结合起来。因此在当今我们现代的生活中,应该传承五四精神,增加社会责任感,用我们的青春,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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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国内外社会风云,那展用先辈们鲜血染红的“五四”运动大旗,现在急需我们高高举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革命事业现在需要我们青年用热血去继承!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民的呼唤!“五四”让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青年的血是一腔革命的热血!
关键词:五四运动;历史意义;五四精神
一、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表现出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斗争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盲目排外。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将斗争目标指向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其次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就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就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
三、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且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四、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
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宪政进程从满清王朝的末期就开始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满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终于还是迈出了向宪政文明靠拢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宏大的革命理想几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地开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先后颁布和开始施行,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但是这些法律大多数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实行,宪政制度也被拆来改去。国人早期宪政运动的制度设计所实现的程度,与其所期冀的目标相比,只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民的思想深处,还缺乏对民主与宪政的正确认知。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宪政文化的了解要早于法律文本的制订和制度的设立,但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下,国民的思想整体上仍然处于冰冻中。五四运动润物无声,它瓦解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冰封,宪政民主思想才得以蔚然盛行,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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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洋务运动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洋务运动,满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开始是以军事自强为目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三是建立控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这些看法是值得讨论的。
关键词:洋务运动 改革 影响
洋务运动产生的性质 一直以来,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无奈下处于压迫后的运动。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
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慈禧太后又怕改革会对满清的统治和自己的最高皇权受到影响或都说冲击,所以改革之初,受慈禧太后的影响,改革只是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重要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不在中央,在握有实权的督抚方面。
洋务运动的失败原因 因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是以维持封建上层的领导地位而实行的一次运动,为维护清朝的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分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去以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想改变封建科举制度。同时,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洋务运动对外国的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控制,它们不希望中国真下富强起来。而洋务的企业依赖外国来达到“富强”“求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洋务运动的企业管理 的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虽然有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是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大多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么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其实,对洋务运动的这个错误,当年不少人国人既已看出,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据袁伟时先生考证,这是中国最高层第一次主张吸取民主宪政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 政治上的专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在洋务运动中,大清国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压制民办企业。官营企业内部实行专制管理办法,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政府创办,财政补贴,腐败丛生,浪费严重。官办官营,是大清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试图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大清特色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强民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特色”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自吹自擂,但固守“中学为体”,拒绝从善如流的民主体制,是不可能领跑于世界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
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工业企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先是军事,由于当时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洋务派急于用新式武器来剿灭之。因而在“自强”的旗号下,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洋务派创办了一些军事工业。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中,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式武器的军事工业;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创办得罪大的船舶修造厂。这些军事工业不但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的技术,以至于聘用外国的技术人员。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而且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等。同时,对洋枪洋炮的使用,洋务运动也建立了新式海军和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建立了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1875年清政府觉得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以北洋水师为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再就是工农业,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洋务运动引入了许多设备,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其中上海的机器织布厂,在开始建立是时候,就派人到美国引进了包括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的机械设备。
到后来的发扬扩大,在许多如纺织,钢铁等其他制造业,都建立丰收了机器工业企业。 还有就是新式学堂的创办,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最早创办的是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至1896年创办的新式学堂达20余所。并选派了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些留美学生回国后大多热心报国,成为栋梁之才,如詹天佑,邝荣光,唐国安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先后共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运动的破产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进程。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总结: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虽然它对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不良影响,但这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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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创办三支海军,建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的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
【关键词】洋务运动;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事业;近代化
一、 洋务运动的产生及性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一页。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地上大量的倾销商品,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威胁。由于中国的海关大权被洋人所控制,所以中国丝、茶以及其他商品的出口量不断增加,但是价格却在下跌。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席卷南部数省,公然与清政府分庭抗礼,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
为了应对“千古未有之变局”,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由清朝统治者集团中的一部分有实权的大臣为核心,集结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能人志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口号,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即洋务运动。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设立海军衙门;建立新式学堂,培养翻译科技人才,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大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却把“近代工业导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机器时代”,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 、洋务运动的内容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此期间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包括创办军事工业、创办民用工业、创建海军、办学堂、派遣留等。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70年代为第一阶段,创办军事工业阶段;70年代到90年代为第二阶段,虽然还继续创办军事工业,但重心转为创办民用工业。
一、军事方面
清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由于当时没有意识到落后在制度上找原因,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就可以自强御侮。洋务运动就是从军事近代化开始的。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军工企业,以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以及各省陆续建立的兰州机器局、广州机器局等,共二十一处军工厂。为了“自强、御侮”,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开始筹建近代化的海军和海防。
至1890年,洋务派所办近代军事工业共有24个。这些军事工业由政府投资,朝廷委派地方大员总办,所造军火由政府无偿调用,装备海军,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属于封建官府创办的近代军事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某些技术性工作聘请专门技术人员,所以这些企业不完全等于封建官府工业。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进程,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明显倾向。
二、民用企业方面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社会,人力是主要的生产力。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我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使清朝看到了西方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愿望。同时,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是经费来源。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大臣积极倡导下,以“自强、求富”为思想口号,开始了大规模的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主要的民用工业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三、创办海军
1875年清政府决定建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计划十年建成。到80年代中期,初步建成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5年,清政府为统一掌握海军大权,成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海军扩建为北洋舰队。自从,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
四、教育事业
洋务运动时期,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洋务运动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
1.创办学堂
洋务运动兴起后,对翻译、科技、军事、外交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洋务派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在兴办工业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从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开始,至1896年,共创办的新式学堂20多所。这些学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自办的,另一类是外国教会办的。 新式学堂讲究教学内容是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学生先理解然后记忆、背诵,循序渐进,这比传统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囫囵吞枣要合理、进步。他们还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来制订学制,新式学堂普遍制定了分年度课程计划,确定了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突破了传统教学进度不一的个别教学形式。如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规定学生入学到毕业,以五年为限。
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新式学堂出现可以说是对科举制度的致命的一击,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2.派遣留学生
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让洋务运动的工厂摆脱雇佣洋匠的限制。除开设形式学堂外,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七批留学生,共二百余人。这是旧中国最早派出国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不少人才,最出色的有严复、詹天佑、黄仲良、程大业和林永升等。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开创性。这些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3.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各类学校的创设,留学生的派遣,逐步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技著述,培养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二代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理论方面,牛顿力学,微积分等大量的近代科学知识都被相继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的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的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打开了中国面向缤纷多采的世界文化之窗,它所设立的近代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
三、洋务运动的局限性
1.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冲突。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尽管西学的流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封闭,使很多普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严重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四、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变轻视科学技术的态度: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明朝后期及清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昏睡于“天朝上国”之中,而社会中更是将科学技术列为奇淫巧计下九流之列。闭关锁国导致文化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飞跃发展时期,远远落后与世界。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从此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而派遣的留学生日后很多是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一些领域的奠基人。
2、洋务运动引起思想领域的一次变革: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遇到了经费,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开办民用企业,在政府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打破了“士农工商”的格局,以士的身份进行商业活动。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经济形势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3、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从而建成了亚洲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为首的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了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此后设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
4、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思维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愚昧落后的外交思维,使得中国外交正式与世界接轨。 总结: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也为后来的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基础,前人之失,后人之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错误观念的陋习,引进近代科技文化与教育制度。对中国日后的革命的影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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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德育研究力图攻克的难关和始终难以解决的难点。德育理论源于德育实践并指导实践的开展,以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德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事业,必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教育”就应当是以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来促使人(学生)的智慧、情感和人格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和升华,以促进人的生命整体不断获得发展为根本追求的学科教育。德国的著名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为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创建生活化的课堂,教有生命的历史。只有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汇与融合,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在历史中“跃动”着生命。
一、知识关怀与精神关怀并重。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了。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字——“生命”。生命是一个整体,它由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两个部分构成,前者是生命成长的理性力量,后者是生命成长的感性力量。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智慧生命”和“情感生命”的统一,因而,真正的教育关怀应是知识智慧与情感关怀的统一。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关注学生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应该是学生精神的呵护者。学生学习的关心者是一种外在于学生的存在,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是走进学生心灵的人。做学生的精神关怀者,才会注重对学生健康的心理状态的培植和成长。
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与情感培育并重
我们承认历史思维能力是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就要把它当作整个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精神培育之间,精神培育应当是更接近于历史教育的本质,因而也就应当看作是历史教育的第一要义。
历史是有生命的,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历史课程标准》特别加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要求,强调使学生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崇尚科学精神的”、“民主与法制意识”等。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营造历史教学的情感氛围,带着情感去教,教有感情的历史内容,让学生在情感化的课堂氛围中,去品味知识内容所蕴藏的情感,体验情感、感悟情感,完善学生作为“人”的“真”、“善”、“美”高尚境界。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学科内容的特点,开发教材,组织学生通过查阅史料,品读历史、感悟历史,如在学习完抗日战争的专题时,我为了突出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形象,选用了下面的史料:
材料一:父送子“死”。四川安县王者成送即将出征的儿子一面“死”字旗。白布旗中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旁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材料二:冈村宁次日记(1938年武汉会战)10月初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敌军官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时,检查敌军战死者父母的来信,都是鼓励他们誓死为国捐躯的言辞。
两则史料,表述清晰,历史信息丰富,富含情感因素,贴近学生实际,分别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的激情,效果非常好。达尔文曾说过,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如果我们能真正以史料教学为媒介,帮助学生掌握历史探究性学习的方法,那么,学生不仅可以从容的应对高考,更为重要的是将受益终身。
在我们的历史教育实践中,决不能以单一的所谓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来遮蔽了历史教育的精神培育功能之光芒。否则,就是对以人文精神教育为本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异化。
三、历史与现实联系,促进学生智慧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让学生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感悟历史,是让他们用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问题,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人文教育的历史学科,在本质上是以人的思想灵魂和情感的不断升华为发展目标的。列宁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如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应最大限度地进入历史情境(或者说“神入”可能更贴切一些),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感受历史事物的灵魂并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参与和体验历史真实,从而实现人类理想和精神的传承,实现人本身的健康发展。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努力创设生活化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体味历史,让历史课堂成为学生亲身“经历历史”的形态,——而且还是以历史主人翁的角色“经历历史”。
我在进行新文化运动的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和教材内容特点,把社会生活中官方大型祭孔、一些城市出现的读经热,网络语言流行等鲜活题材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将历史知识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使历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创设两个讨论问题:(1)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在,官方举办大型的祭孔活动,国内兴起了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全日制私塾。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2)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信息时代,网络语言丰富,有人说,这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垃圾,你会持什么观点呢?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提出后学生展开了激烈讨论。讨论中学生思维的活跃和迸射出的创新思想火花令我惊喜。例如在如何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中,学生除了得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论外,有的学生还提出“要尊重其它文明”“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民族性”。而对于网络语言的讨论中,由于更加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的表现更是精彩不断。生活化的历史,在促使学生的思维启动和运转的同时,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潜移默化中使新文化运动一课的主题得以升华。
齐健老师曾经对历史教育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解读,即:“历史教育=思想之旅+情感体验”。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教育与教学视为生命活动的场所,视为生命意义的实现途径,使历史教育具有生命的灵性,应该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
摘 要: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就必须重视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教育工作。笔者将从历史课堂教学和历史课外教学中简略的阐述在历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关键词:历史学科 德育 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094-01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人们对历史学科的德育功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和阐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才是德才兼备;现代教育方针,谓之德智体全面发展。说明“德”包括了思想与道德。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就是是要培养学生爱校、爱家、爱国的思想感情,更要培养其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么如何做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呢?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展述个人认识 :
一、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课堂德育教育的内在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认真搞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如在课堂教学中采取比较法的教学,引导学生将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与同一时期世界农业、手工业比较,认识到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先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时,引导学生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救国壮举,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必然选择。重视课堂教学,发掘历史学科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在功能,利用历史学科的学科特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成学生的自我德育教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科成了所谓的“副科”,这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教学发,挥学生在德育养成方面的主体作用。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讲历史故事,围绕德育教育的主题进行话题的讨论和演讲。故事或话题的素材由学生自己搜寻,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课外资料,全班同学面前的自我表达,既增长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同时提升了道德素养,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切不可放手不管。
三、充分利用历史的资料、信息实行德育教育
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历史的依据,这些历史的见证更真实、更直观地描述着历史的原貌,起着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文物、书籍、图片、新闻资料等这些历史信息,配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达到德育教育的效果。我们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本地区的一些历史文物、古迹、博物馆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四、充分利用地方史进行德育教育
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适当加入地方史的内容。由于涉及到身边的人、事、物,学生容易感兴趣,认为可信,易于接受,也很容易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德育教育效果。如河西走廊西路军的历史等。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祖国与家乡的融合,身边先贤的事迹感染着学生,学生的情感和道德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史素材是加强历史学科德育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五、积极组织课外活动来加强学生的德育教育
历史课外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活动来临时,历史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历史课堂教学功能,同时可以举办专题讲座或专题报告,形成可以面向全年级或全校学生开展,可以举办图片展览,使学生形象直观地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图片可由学生自行收集。(2)播放录像片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多次组织学生,播放有关历史文献片和电影,使学生直观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德育教育,例如在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时,对中华的石窟艺术,可以播录像片,把石窟艺术的雄奇,精美展观在学生面前仿佛使他们融入到艺术的海洋里。这样的形式学生深受喜爱。(3)撰写历史人物小传。教师要求学生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进行探讨,并撰写人物小传,简要介绍其生平事迹,并对其功过进行评价。例如写曹操、陈独秀、拿破仑等的小传。(4)开展专题读书活动并撰写读书报告。教师可以选择一本历史著作、人物传记、一本教材或一篇文章,组织学生阅读。然后要求学生写一篇包括介绍所读书籍或文章内容、作者观点的读后感。(5)历史故事报告会或演讲会、历史成语故事会等。可以分组,通过竞赛的形式,使学生感到为集体争荣誉。这项活动富于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和竞争性,深受中学学生的喜爱,一方面可以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历史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积累更多的故事素材,学生自己进入“角色”,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教学效果很好。(6)结合纪念重大节日,开展德育教育。通过这些纪念活动,组织专题报告和历史图片展,生动再现这些历史情景,如有勿忘国耻“九一八”,中国共产党诞生,香港回归等。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众多社会现象和事迹可以被用来对学生实施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也是由历史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的特点决定的。要实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一定以历史史实为基础,只有将德育教育渗透置于历史史实之上,这种教育才是有说服力的。作为教师要尊重历史事实,将准确的知识和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价,以切实达到历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效果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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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已逐渐深入人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运动艺术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现代艺术 艺术运动 平面设计
论文摘要:绘画和设计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虽属于不同的门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理念、技法等方面,绘画和设计是互为作用,互为服务的。而现代艺术不是单纯指各种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体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到其它领域。现代艺术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更多的形式语言,促进了平面设计的表达和新风格的形成,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此,现代平面设计在自觉的层次上步入了多元化、自主化的境地。
20世纪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它几乎很难用一种风格和形式进行描述,也很难用传统的观念进行分类。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190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进行全面、彻底的艺术革新运动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中从传统艺术的内容、目的价值观、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到表达媒介的彻底改变,而且也为现代视觉设计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视觉语言。
一、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运动从19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运动,它不仅对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新艺术运动的出现,并且对平面设计从表现形式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他们的创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形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面具、雕塑和埃及的出土文物;另一个是保罗·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绘画。20世纪初,当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浪漫优美的氛围中时,毕加索在1907年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件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亚维农少女》,人们被这抽象成几何人形的画面震惊了,这是向传统的审美观进行的尖锐挑战。因为立体主义“否认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
立体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8年到1912年,这时期基本上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二人活动,后来影响到其他青年艺术家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国际运动。他们分析绘画中的各种基本组成元素,对于色彩、形式、结构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原则,在绘画上逐步走向理性分析的方向,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还开始尝试把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处理艺术状态的方法用在雕塑上,受他影响的几个前卫雕塑家推动了立体雕塑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开始的,立体主义往更主观、更抽象、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毕加索开始尝试使用新的媒介进行拼贴,他在作品中使用旧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票等,之后还使用了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创了绘画渐新的方向,表现方式使艺术家空前的自由。
立体主义在造型、空间的处理手法上,新材料的运用方面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进入了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后,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开始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传统的写实的、具象的形象被抽象的几何化的形象代替,新材料拼合出色彩和肌理都逼真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平面设计语言。抽象的几何形态,多视角的画面,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新材料的运用,拼贴手法的使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创造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平面设计语言,开拓了新的设计思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的招贴设计和平面设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二、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于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它是涉及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场影响深刻的艺术运动。它崇尚机器速度,抛弃传统的趣味,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对抗和谐与高雅的趣味,否定艺术批评的作用,对达达主义运动和构成主义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设计方式。
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诗人费里波·马里内谛,他于1909年2月份在法国报纸《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认为应该庆祝速度、战争和暴力,这些活动才是代表未来的实质。他反对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真正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技术成就,而不是古典的传统,应该歌颂技术之美、战争之美和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摒弃一切传统的绘画方式和表现手段,强调艺术反映工业时代的现代感,致力于通过表现运动和速度来展现工社会的审美观念,赞美机器、运动、速度和暴力。未来主义一面吸收了分析立体主义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印象主义点彩的绘图技巧,用线和色彩表现连续的层次组合和一系列重叠的形,还经常把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放在一幅作品中,来表现物体运动时的情景,用无拘束的构图,狂乱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物象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巴拉的代表作《链子上一条狗的动态》体现了未来主义的风格,描绘的是奔跑的狗和女人的足,用重复的形来表现物象的运动,将奔跑的狗连续运动时在不同的时间腿部的动作瞬间定格在一张画布上,这些动作瞬间就会凝固成一个个变化阶段,这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以静态的手段描写动态物体的积极尝试,对后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画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未来主义主张利用抽象元素在画面中的穿插、重叠,以及线的力量来表现作品的运动感、速度感和力量感。他们对字体设计、字母形态及组合构成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把平面设计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画面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要素体现出力量感是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未来主义诗歌和宣传品的设计是他们平面设计风格的典型表现。马里内谛正于1913年6月份在《拉谢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平面设计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应该是不受以前规律限制的自由组合。在版面编排上,他也主张推翻所有的传统的编排方法,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他在其中一页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完全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字体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在版面上形成一个完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从这里开始,意大利未来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称为,成为“自由文字”。 马里内谛任认为诗歌额其他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解放作家自己的手段,解放的内容包括从语法中摆脱出来,从陈旧的版面编排控制下摆脱出来。他的这一主张,在未来主义艺术家这一时期设计的招贴画、书籍和杂志中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是现代机器文明和技术进步的狂热歌颂者和崇拜者,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也并不只是艺术风格、形式语言的创新,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激进的艺术主张,,以及自由不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强大感染力与煽动性。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形式上给后来的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编排借鉴,而且还影响着计算机出现以后的当代平面设计。
三、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对社会前途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在瑞士苏黎世,之后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他们用偶然在字典上翻到的词来称呼这一艺术运动,主张用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以前的艺术,现实世界和战争的反映,以批判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对艺术的准则进行瓦解和嘲讽,力图反主流文化和彻底解放视觉的想象。达达主义反对所有的现存艺术,反理性,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的,唯一可以遵循的是机会和偶然性。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对20世纪的艺术和平面设计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破坏意义上的达达精神的真正先驱是制作现成品的马塞尔·杜桑,他曾用立体主义语言创造过经典的绘画《下楼梯的裸女》,用静止的形象记录传达了运动的可能性。他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在1917年用小便池制作的“泉”,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另外还在复制的蒙娜丽莎脸上加上两撇胡子的画等。他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逻辑和杰出的禀赋,将他艺术家的命运贡献给了颠倒的、贬义的、反艺术的、甚至非艺术的美术原则。但他是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主倡者。
德国汉诺威的诗人兼画家库特·施威特是达达主义平面设计的代表人物。他的版面编排随意,强调艺术视觉效果,版面没有实质的内容,且大部分的版面内容都难以读懂,但是他的版面排版工整,并经常使用象征的版面设计手法,追求完全自由与偶然性法则相互作用的创作方式。同时,他还大量利用各种平面印刷品、照片进行随意拼贴、拼凑,是照片拼贴设计的重要早期探索人物。
达达主义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从形式上开始的,他的对现成品使用的随意性、偶然性,成为现代平面设计创造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能源。达达主义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精神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继而又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1920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在文学、喜剧和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害,使大批知识分子感到茫然,出现了虚无主义思想。他们以为所谓的真实表象都是虚伪的,要了解社会的真实,只有艺术家的自我感觉可以依赖和信任,这种思潮很快得到其他艺术家的认同,发展为一个运动。1924年,安德烈·布里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超现实主义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对于字体、文字、文学的表达方法、语法规律,文化、美学持否定态度,对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心理学研究倍加赞赏,声称要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主张发觉未开发的想象,幻想的心灵世界,全面地解放思想。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无意识是一种与理性思想相分离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超现实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琼·米罗,二个人都是西班牙人,却代表了超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表现方向。达利以写实和近乎摄影搬的形象来尽力捕捉他梦中的感觉,梦中所看到的景象,让不可能的现实变为一眼目睹的真实;而米罗则采用抽象的纯视觉语言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释读与理解。他们把现实观念与梦境幻觉及本能潜意识等结合起来,不受逻辑和现实制约,由非理性的联想来指导并表现原始的冲动和主观意象,营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和环境,以达到超现实的境地。 超现实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风格:那种看似真实的、光怪离奇的形象之间非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怪诞的、神秘的美;其次超现实主义还为平面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感觉生活的新思维。
平面设计中常常把毫不相关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强调主观比喻,或者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进行主题表达和信息传递。同时,超现实主义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写实技法和儿童般天真的抽象、半抽象的神秘有机形为平面设计广泛运用,其强烈的视觉形象对平面设计造型、表意、信息表达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逝去,但它为后来者建起了一座丰富的创意宝库。
五、结语
以上几种西方的艺术运动不仅仅是绘画方面的成就,绘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也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绘画和设计本是一家,只是在当今社会发展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绘画是设计的视觉准备,不仅给予设计造型的方式产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绘画的美感知觉也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品味美,为设计打好基础。设计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了很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产品宣传的最有效途径;设计也可以激起学生的绘画热情,可以使绘画变得精致细腻合乎现代人的审美。因此,设计和绘画可以进行互动性教学,在互动中激活有灵感的创意,从而做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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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标志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各种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设计已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的视觉通信,本文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标志设计的新思路,以国内外的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为例, 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
关键词:现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风格演变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及研究现状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来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形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领域风格的融合已经成为设计风格变化的主题之一。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心理,而整个设计世界的设计趋势则出现了“反国际化”的现象,倡导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设计,一个新的设计风格不断涌现,日趋多样,这同样在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1.2课题的意义
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标志设计新思维,分别从标志设计的表现手法、历史文脉的继承、消费者情感需求、及后现代标志趋向方面予以阐释,归纳出具体新趋势和表现风格,希望对现代标志设计的研究知识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1.3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国内外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作为实例,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同时又借助优秀案例生动具体地帮助读者掌握如何赋予简洁的标志图形以丰富的内涵,以及如何把图形所承载的信息以恰当的、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第二章 概念与定义
2.1标志设计
“标志是用以区别个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它是根据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既是一种知识产权,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又是工业产权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的印记。
2.2现代标志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的大众传播符号,它能够借鉴和运用原始符号并给予原始符号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原始符号是人类有记载以来为了交流、记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语言。原始社会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手工艺品及其物品的符号和记号都是现代标志设计形成的萌芽,它们都代表着群体文化,这类标志、符号和记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它们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作和目的,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表现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
2.3现代标志设计的特性
一、多元化特征更为鲜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包括美术和设计在内的多种学科,都呈现出了鲜明了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的表现是一个包含从创作到接受的体系。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创作效果、审美接受方面,都会有多种理念和多种风格。多元化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时代和社会、创作者自身和接受者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导致了标志设计作品的多元化艺术特征。这就要求设计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念,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风格和理念中,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设计概念,掌握多种设计方法,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倘若对于多元化这种发展大趋势持一种抵制和逃避的态度,则无异于一种固步自封,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注重民族化的坚持和表达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丰富了设计本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即设计出来的作品过于的主观,大多数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认同的基点,导致标志内涵的传达受到了阻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标志设计中融人民族性因素,无疑是激发起观众认同的最佳选择。同时,越是多元化的发展,越需要强烈的个性化因素,民族性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人性化需求将更加强烈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对于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所以现代标志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人为因素,在设计时要从欣赏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注重作品和受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人性化的关注,将会使作品本身的所传达的信息更为流畅,从而让受众者印象深刻。因此人性化的表现,已经成为当前标志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考虑和估计大众的心理需求,将情感因素倾注于作品中,才能创造性的提高设计主题的传达功效和诉求目的。
四、设计要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感
现代标志设计种类繁多,要想让标志设计达到让人瞩目的效果,就需要注重标志设计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感觉和非常时尚的现代标志,具有吸引观众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使用视觉艺术上的魅力来吸引大众,还可以用标志所暗含在内的意蕴,达到在最短暂的瞬间示人以理、动人以情,在情理的结合中呼唤观者的共鸣,从而震撼观者的心灵。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促进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2.4当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 标志设计未来的走向,其实每位设计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结合我自己一些近期的作品对标志未来设计的特点做一些自我看法的总结。标志设计发展到近代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性、标准性、应用性。而下面我将介绍和分折的标志更冲破了某些束缚、更大胆、更前卫。更能掠夺你的说视线。
在设计上有以下主要方面:
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标志更加立体化,通过前所未有的立体造型传达更强的视觉欣赏视觉信息三维造型,标志还可以在更加细致的区分为几种层次上的立体造型。
材质和光泽的应用:标志摆脱以往纯色填充的约束,具有更丰寓的材质和光泽,这种设计风格还受到其他邻近设计领域风格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动形象:标志设计的对象不再只有死板的简约造型,更具艺术性和表现性的形象层出不穷。设计素材的来源大大被丰富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插画设计的风格。
第三章现代标志设计风格演变趋势的研究
3.1包豪斯前: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是流行于l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型设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设计的运动与变革。持续时间大约20年,盛行于西欧,席卷美国,涉及了家具、印刷、服饰、建筑、绘画、文学、舞蹈、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工艺美术运动、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等多种风格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改变。新艺术运动反对传统复杂的装饰风格,反对工业化生产,反对直线装饰,强调自然主义,迷恋乡土风格。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传统装饰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过渡的桥梁,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改革,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设计的试金石,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艺术运动旨在源于自然却又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凿相处。以“回归自然”为设计口号,将自然、空间、表现的设计的要素融入设计中,表现出灵动自然的艺术本色形式。艺术设计的精髓在于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将设计理念融入自然,使人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3.2包豪斯
包豪斯(Bauhaus),产生于1919年德国魏玛,是德国一所国立建筑学院,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跨时代的设计主义,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建筑及各大设计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为现代主义提供了清晰明确、耐久实用的设计原则,追求经济、简洁与实用功能。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或是家具、餐具设计等,均随处可见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呈现。因此,包豪斯设计理念实际设计中应遵循以下戒律:
1 包豪斯设计戒律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Function)
这一设计戒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路易·沙利文⑧首先提出。在“形式追随功能”之前,设计师一直从过去来寻求借鉴的形式,自从这个概念提出并风行后,产品和建筑物都试图不再雷同,形式渐渐等同于内容,也就是审美与功能的相互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看,单纯的实用性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美”的观念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但人们对美的渴求依然不减。而形式与审美必须服从于内容与功能,这一点是包豪斯铁的戒律。建筑大师与理论家阿尔贝蒂认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功能性还须具备审美性—— 当然这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版面设计”。现代版面设计起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豪斯的具象艺术家及文字排版工们的无数实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试图创造出系统化
的平面分割,给予版面设计以新的形式基础,并且每一个排版作品都需要将其版面内容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艺术创造直觉,类似于构成主义和具象几何艺术,但这种系统化分割版面的设计方式,最终被发展创造为用来整合图片、文字等图形元素的现代格式手段,被称为瑞士版面设计。这种版面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和图片并列放置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法则。它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设计风格。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版面设计作品重视比例感、秩序感,具备清晰感、准确性和严密性。于是,形式与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所有的设计元素——字体、图片之间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
2 包豪斯设计戒律二:忠实于原材料(Truth to Materials)
包豪斯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 不要把塑料伪装成木头、织物或者毛皮。正如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的公园扶手和山路上修建的栏杆,硬是把水泥实心的扶手栏杆伪装浇筑成木头的材质,显得与自然环境极不相容还有形形色色的假花儿、塑料花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境空间。木头就是木头,植物就是植物,包豪斯认为,最简单的真实,有着最简洁的美。这种简洁的美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平面设计中的美感是通过印刷介质—— 纸张来传递美的。“纸的尺寸和比例自身是不能产生美感的,只有通过所有视觉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元素和材料的结合,纸质材料选择及其传递出的触感与温度,以及纸张的尺寸和比例;版面字体的选择与运用;插图、墨色的选择等,最终构成版面美感的将是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关系,所有这些材料与元素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成它们之间美感的要素就是各部分的和谐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者和教育者来说,要深刻认识到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全新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这门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设计都要紧跟时代,标志设计也不例外,一种设计风格会因为社会历史背向的变化而被另一种设计风格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时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显示标识个性化的设计时代,设计师要注意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现代标识设计的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总之,我们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除了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还要谨记以上八项准则,标志设计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设计出更好更有创意的高品质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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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已逐渐深入人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运动艺术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现代艺术 艺术运动 平面设计
论文摘要:绘画和设计是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虽属于不同的门类,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理念、技法等方面,绘画和设计是互为作用,互为服务的。而现代艺术不是单纯指各种美术流派,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思潮的体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响到其它领域。现代艺术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更多的形式语言,促进了平面设计的表达和新风格的形成,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此,现代平面设计在自觉的层次上步入了多元化、自主化的境地。
20世纪是一个无法比拟的时代,各种艺术形式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它几乎很难用一种风格和形式进行描述,也很难用传统的观念进行分类。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艺术家们带来了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在190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艺术运动,是针对传统艺术而进行全面、彻底的艺术革新运动不仅是对人类文明中从传统艺术的内容、目的价值观、服务对象、表现形式、创作手段到表达媒介的彻底改变,而且也为现代视觉设计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丰富了招贴设计的视觉语言。
一、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运动从190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运动,它不仅对20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新艺术运动的出现,并且对平面设计从表现形式到思维方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是帕布罗·毕加索和乔治·布拉克。他们的创作来自两个不同的源泉,一个是非洲的原始艺术形式,特别是原始部落的面具、雕塑和埃及的出土文物;另一个是保罗·塞尚的静物和风景绘画。20世纪初,当人们还沉浸在传统艺术的浪漫优美的氛围中时,毕加索在1907年向世人展示了“第一件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亚维农少女》,人们被这抽象成几何人形的画面震惊了,这是向传统的审美观进行的尖锐挑战。因为立体主义“否认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
立体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8年到1912年,这时期基本上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二人活动,后来影响到其他青年艺术家进行尝试,逐渐形成一个国际运动。他们分析绘画中的各种基本组成元素,对于色彩、形式、结构都提出了具体的分析原则,在绘画上逐步走向理性分析的方向,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还开始尝试把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处理艺术状态的方法用在雕塑上,受他影响的几个前卫雕塑家推动了立体雕塑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开始的,立体主义往更主观、更抽象、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毕加索开始尝试使用新的媒介进行拼贴,他在作品中使用旧报纸、海报残片、废弃的公共汽车票等,之后还使用了木片、沙、金属等材料在作品中进行拼贴。这是绘画史上第一次使用其他材料,通过不同材料的组合和造型,达到和谐的艺术效果,被称为“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创了绘画渐新的方向,表现方式使艺术家空前的自由。
立体主义在造型、空间的处理手法上,新材料的运用方面都给现代平面设计带来了新的启示。在进入了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后,利用多种不同素材的组合去创造一个新的形象,开始使用拼贴来进行表现,强调肌理和色彩的质感。传统的写实的、具象的形象被抽象的几何化的形象代替,新材料拼合出色彩和肌理都逼真的形象,创造出新的平面设计语言。抽象的几何形态,多视角的画面,不同空间的物象组合,新材料的运用,拼贴手法的使用,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新的创造元素,极大地丰富了平面设计语言,开拓了新的设计思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的招贴设计和平面设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影响。
二、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于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兴起,它是涉及到绘画、雕塑和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一场影响深刻的艺术运动。它崇尚机器速度,抛弃传统的趣味,反对一切模仿的形式,对抗和谐与高雅的趣味,否定艺术批评的作用,对达达主义运动和构成主义运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为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设计方式。
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诗人费里波·马里内谛,他于1909年2月份在法国报纸《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为标志,成为未来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认为应该庆祝速度、战争和暴力,这些活动才是代表未来的实质。他反对任何传统的艺术形式,认为真正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应该是意大利和欧洲的技术成就,而不是古典的传统,应该歌颂技术之美、战争之美和速度之美。
未来主义摒弃一切传统的绘画方式和表现手段,强调艺术反映工业时代的现代感,致力于通过表现运动和速度来展现工社会的审美观念,赞美机器、运动、速度和暴力。未来主义一面吸收了分析立体主义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物体的运动感,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印象主义点彩的绘图技巧,用线和色彩表现连续的层次组合和一系列重叠的形,还经常把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放在一幅作品中,来表现物体运动时的情景,用无拘束的构图,狂乱的线条和笔触表现物象的运动感和速度感。巴拉的代表作《链子上一条狗的动态》体现了未来主义的风格,描绘的是奔跑的狗和女人的足,用重复的形来表现物象的运动,将奔跑的狗连续运动时在不同的时间腿部的动作瞬间定格在一张画布上,这些动作瞬间就会凝固成一个个变化阶段,这是未来主义艺术家以静态的手段描写动态物体的积极尝试,对后来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画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于平面设计来说,未来主义主张利用抽象元素在画面中的穿插、重叠,以及线的力量来表现作品的运动感、速度感和力量感。他们对字体设计、字母形态及组合构成有独到的见解,强调对时代和生活的感受、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把平面设计的内容通过具体的画面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图形、文字、色彩等要素体现出力量感是未来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未来主义诗歌和宣传品的设计是他们平面设计风格的典型表现。马里内谛正于1913年6月份在《拉谢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传他的平面设计观点,他认为新时代的语言应该是不受以前规律限制的自由组合。在版面编排上,他也主张推翻所有的传统的编排方法,以完全自由的方式取代。他在其中一页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完全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杂乱无章,字体各种各样,大小不一,在版面上形成一个完全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从这里开始,意大利未来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平面设计风格,称为,成为“自由文字”。 马里内谛任认为诗歌额其他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解放作家自己的手段,解放的内容包括从语法中摆脱出来,从陈旧的版面编排控制下摆脱出来。他的这一主张,在未来主义艺术家这一时期设计的招贴画、书籍和杂志中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是现代机器文明和技术进步的狂热歌颂者和崇拜者,对现代艺术的贡献也并不只是艺术风格、形式语言的创新,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激进的艺术主张,,以及自由不羁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所引发的强大感染力与煽动性。未来主义在平面设计的形式上给后来的现代平面设计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编排借鉴,而且还影响着计算机出现以后的当代平面设计。
三、达达主义(Dada)
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群对社会前途感到失望和困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在瑞士苏黎世,之后在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美国的纽约发展起来的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运动。他们用偶然在字典上翻到的词来称呼这一艺术运动,主张用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以前的艺术,现实世界和战争的反映,以批判的观念重新审视传统,对艺术的准则进行瓦解和嘲讽,力图反主流文化和彻底解放视觉的想象。达达主义反对所有的现存艺术,反理性,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的,唯一可以遵循的是机会和偶然性。达达主义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特点,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对20世纪的艺术和平面设计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破坏意义上的达达精神的真正先驱是制作现成品的马塞尔·杜桑,他曾用立体主义语言创造过经典的绘画《下楼梯的裸女》,用静止的形象记录传达了运动的可能性。他的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在1917年用小便池制作的“泉”,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另外还在复制的蒙娜丽莎脸上加上两撇胡子的画等。他以坚定不移的自我逻辑和杰出的禀赋,将他艺术家的命运贡献给了颠倒的、贬义的、反艺术的、甚至非艺术的美术原则。但他是艺术与生活融合的主倡者。
德国汉诺威的诗人兼画家库特·施威特是达达主义平面设计的代表人物。他的版面编排随意,强调艺术视觉效果,版面没有实质的内容,且大部分的版面内容都难以读懂,但是他的版面排版工整,并经常使用象征的版面设计手法,追求完全自由与偶然性法则相互作用的创作方式。同时,他还大量利用各种平面印刷品、照片进行随意拼贴、拼凑,是照片拼贴设计的重要早期探索人物。
达达主义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是从形式上开始的,他的对现成品使用的随意性、偶然性,成为现代平面设计创造语汇与表现手法的能源。达达主义对意大利未来主义的精神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继而又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四、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
超现实主义运动是1920年出现在法国的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在文学、喜剧和艺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文明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害,使大批知识分子感到茫然,出现了虚无主义思想。他们以为所谓的真实表象都是虚伪的,要了解社会的真实,只有艺术家的自我感觉可以依赖和信任,这种思潮很快得到其他艺术家的认同,发展为一个运动。1924年,安德烈·布里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超现实主义的开始。超现实主义继承了达达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态度,对于字体、文字、文学的表达方法、语法规律,文化、美学持否定态度,对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西格蒙德的心理学研究倍加赞赏,声称要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主张发觉未开发的想象,幻想的心灵世界,全面地解放思想。超现实主义是非理性的,更强调无意识是一种与理性思想相分离的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还是一种认识方式,一种生活方式。
超现实主义有两个著名的大师——萨尔瓦多·达利和琼·米罗,二个人都是西班牙人,却代表了超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表现方向。达利以写实和近乎摄影搬的形象来尽力捕捉他梦中的感觉,梦中所看到的景象,让不可能的现实变为一眼目睹的真实;而米罗则采用抽象的纯视觉语言进行创作,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去完成作品的释读与理解。他们把现实观念与梦境幻觉及本能潜意识等结合起来,不受逻辑和现实制约,由非理性的联想来指导并表现原始的冲动和主观意象,营造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和环境,以达到超现实的境地。 超现实主义对平面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平面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美学风格:那种看似真实的、光怪离奇的形象之间非逻辑的联系,有一种怪诞的、神秘的美;其次超现实主义还为平面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感觉生活的新思维。
平面设计中常常把毫不相关的物象组合在一起,强调主观比喻,或者采用荒诞、夸张的手法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进行主题表达和信息传递。同时,超现实主义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写实技法和儿童般天真的抽象、半抽象的神秘有机形为平面设计广泛运用,其强烈的视觉形象对平面设计造型、表意、信息表达都具有很好的作用。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逝去,但它为后来者建起了一座丰富的创意宝库。
五、结语
以上几种西方的艺术运动不仅仅是绘画方面的成就,绘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观念、审美精神也影响了现代设计的发生和发展。绘画和设计本是一家,只是在当今社会发展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绘画是设计的视觉准备,不仅给予设计造型的方式产生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同时绘画的美感知觉也可以培养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品味美,为设计打好基础。设计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被赋予了很大的商业价值,成为产品宣传的最有效途径;设计也可以激起学生的绘画热情,可以使绘画变得精致细腻合乎现代人的审美。因此,设计和绘画可以进行互动性教学,在互动中激活有灵感的创意,从而做出有创造性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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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瑛.论西方现代艺术运动对平面设计的引导作用[J].大众文艺.
摘要:标志设计是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门类,在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都发挥着各种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标志设计已成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的视觉通信,本文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标志设计的新思路,以国内外的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为例, 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
关键词:现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风格演变
第一章 绪论
1.1课题的来源及研究现状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或图像组成的大众传播符号,它的基本功能是以图形来传达信息,表现其内在的质量、特点,而以之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它是人类文明高容量的载体,是人类文化的缩影。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记号到图腾,从商周的象形符号到秦汉的印章,再从唐宋的幌子到明清的洋化标志,标志的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状况。我们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可以借用象征意义的原始符号体现某种意趣、情感和思想;或者将原始符号的某些元素进行变化、重组和出新,使其具有传统的形似和神韵,又有现代设计的意味;或是将传统图形渗透于现代标志设计的方法之中,进而体现出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
在设计过程中,不同设计领域风格的融合已经成为设计风格变化的主题之一。现代标志设计就是在方寸之间尽显无尽的意趣和思想,在交流与交换中传达出很强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和审美心理,而整个设计世界的设计趋势则出现了“反国际化”的现象,倡导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设计,一个新的设计风格不断涌现,日趋多样,这同样在标志设计中表现出来。
1.2课题的意义
旨在论述新时代背景下涌现的标志设计新思维,分别从标志设计的表现手法、历史文脉的继承、消费者情感需求、及后现代标志趋向方面予以阐释,归纳出具体新趋势和表现风格,希望对现代标志设计的研究知识和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1.3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国内外大量成功的设计作品作为实例,从剖析基础知识入手,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加以详细说明,使大众能够熟练地掌握有关现代标志设计的概述、历史发展趋势、美感特征、设计准则、表现程序等。同时又借助优秀案例生动具体地帮助读者掌握如何赋予简洁的标志图形以丰富的内涵,以及如何把图形所承载的信息以恰当的、生动的形式传递出来。
第二章 概念与定义
2.1标志设计
“标志是用以区别个人或集体所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它是根据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既是一种知识产权,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又是工业产权的一部分。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它不同于古代的印记。
2.2现代标志设计
现代标志设计是一种特殊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的大众传播符号,它能够借鉴和运用原始符号并给予原始符号以更高的艺术境界,原始符号是人类有记载以来为了交流、记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语言。原始社会中,一些部落的图腾、手工艺品及其物品的符号和记号都是现代标志设计形成的萌芽,它们都代表着群体文化,这类标志、符号和记号并非是一种纯装饰的纹样,它们充满了部落信仰和传统观念,凝结了原始人一定的动作和目的,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内容和各种含义,表现着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
2.3现代标志设计的特性
一、多元化特征更为鲜明
进入新世纪以后,包括美术和设计在内的多种学科,都呈现出了鲜明了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化特征的表现是一个包含从创作到接受的体系。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创作效果、审美接受方面,都会有多种理念和多种风格。多元化特征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时代和社会、创作者自身和接受者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多元化的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导致了标志设计作品的多元化艺术特征。这就要求设计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理念,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风格和理念中,而是通过不断学习,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设计概念,掌握多种设计方法,才能设计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倘若对于多元化这种发展大趋势持一种抵制和逃避的态度,则无异于一种固步自封,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也难以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二、注重民族化的坚持和表达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丰富了设计本身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即设计出来的作品过于的主观,大多数人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认同的基点,导致标志内涵的传达受到了阻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标志设计中融人民族性因素,无疑是激发起观众认同的最佳选择。同时,越是多元化的发展,越需要强烈的个性化因素,民族性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区别所在。
三、人性化需求将更加强烈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获得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们对于情感的沟通和思想的交流,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所以现代标志设计中,要体现出一定的人为因素,在设计时要从欣赏者和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考虑,注重作品和受众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人性化的关注,将会使作品本身的所传达的信息更为流畅,从而让受众者印象深刻。因此人性化的表现,已经成为当前标志设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考虑和估计大众的心理需求,将情感因素倾注于作品中,才能创造性的提高设计主题的传达功效和诉求目的。
四、设计要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感
现代标志设计种类繁多,要想让标志设计达到让人瞩目的效果,就需要注重标志设计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目的。这种具有强烈视觉感觉和非常时尚的现代标志,具有吸引观众的独特优势。它不但可以使用视觉艺术上的魅力来吸引大众,还可以用标志所暗含在内的意蕴,达到在最短暂的瞬间示人以理、动人以情,在情理的结合中呼唤观者的共鸣,从而震撼观者的心灵。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促进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2.4当代标志设计发展趋势 标志设计未来的走向,其实每位设计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经过长时间观察和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希望能结合我自己一些近期的作品对标志未来设计的特点做一些自我看法的总结。标志设计发展到近代已经相当成熟,主要体现在其艺术性、标准性、应用性。而下面我将介绍和分折的标志更冲破了某些束缚、更大胆、更前卫。更能掠夺你的说视线。
在设计上有以下主要方面:
三维造型的广泛应用:标志更加立体化,通过前所未有的立体造型传达更强的视觉欣赏视觉信息三维造型,标志还可以在更加细致的区分为几种层次上的立体造型。
材质和光泽的应用:标志摆脱以往纯色填充的约束,具有更丰寓的材质和光泽,这种设计风格还受到其他邻近设计领域风格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动形象:标志设计的对象不再只有死板的简约造型,更具艺术性和表现性的形象层出不穷。设计素材的来源大大被丰富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插画设计的风格。
第三章现代标志设计风格演变趋势的研究
3.1包豪斯前:新艺术运动
新艺术运动是流行于l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型设计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设计的运动与变革。持续时间大约20年,盛行于西欧,席卷美国,涉及了家具、印刷、服饰、建筑、绘画、文学、舞蹈、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工艺美术运动、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等多种风格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在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等方面的重要改变。新艺术运动反对传统复杂的装饰风格,反对工业化生产,反对直线装饰,强调自然主义,迷恋乡土风格。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是传统装饰风格向现代主义风格过渡的桥梁,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改革,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设计的试金石,在世界设计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艺术运动旨在源于自然却又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凿相处。以“回归自然”为设计口号,将自然、空间、表现的设计的要素融入设计中,表现出灵动自然的艺术本色形式。艺术设计的精髓在于给人们美的视觉冲击的同时,将设计理念融入自然,使人们从心灵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丰富和充实。
3.2包豪斯
包豪斯(Bauhaus),产生于1919年德国魏玛,是德国一所国立建筑学院,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作为跨时代的设计主义,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艺术、建筑及各大设计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为现代主义提供了清晰明确、耐久实用的设计原则,追求经济、简洁与实用功能。无论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或是家具、餐具设计等,均随处可见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呈现。因此,包豪斯设计理念实际设计中应遵循以下戒律:
1 包豪斯设计戒律一: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Function)
这一设计戒律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路易·沙利文⑧首先提出。在“形式追随功能”之前,设计师一直从过去来寻求借鉴的形式,自从这个概念提出并风行后,产品和建筑物都试图不再雷同,形式渐渐等同于内容,也就是审美与功能的相互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看,单纯的实用性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美”的观念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但人们对美的渴求依然不减。而形式与审美必须服从于内容与功能,这一点是包豪斯铁的戒律。建筑大师与理论家阿尔贝蒂认为,“建筑艺术作品不仅要具备功能性还须具备审美性—— 当然这观点也被广泛应用于版面设计”。现代版面设计起源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包豪斯的具象艺术家及文字排版工们的无数实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试图创造出系统化
的平面分割,给予版面设计以新的形式基础,并且每一个排版作品都需要将其版面内容结构化。这种结构化的艺术创造直觉,类似于构成主义和具象几何艺术,但这种系统化分割版面的设计方式,最终被发展创造为用来整合图片、文字等图形元素的现代格式手段,被称为瑞士版面设计。这种版面设计手段不是简单地把文字和图片并列放置在一起,而是从画面结构中的相互联系发展出来的一种形式法则。它具有严密的文字和图片设计方案,贯穿全书的统一的版面设计风格。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版面设计作品重视比例感、秩序感,具备清晰感、准确性和严密性。于是,形式与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统一,所有的设计元素——字体、图片之间的协调一致成为可能。
2 包豪斯设计戒律二:忠实于原材料(Truth to Materials)
包豪斯提倡让每一种材料保持本色—— 不要把塑料伪装成木头、织物或者毛皮。正如在我们国家随处可见的公园扶手和山路上修建的栏杆,硬是把水泥实心的扶手栏杆伪装浇筑成木头的材质,显得与自然环境极不相容还有形形色色的假花儿、塑料花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环境空间。木头就是木头,植物就是植物,包豪斯认为,最简单的真实,有着最简洁的美。这种简洁的美是可以被人们感知的。平面设计中的美感是通过印刷介质—— 纸张来传递美的。“纸的尺寸和比例自身是不能产生美感的,只有通过所有视觉元素的结合才能产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对平面设计来说,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元素和材料的结合,纸质材料选择及其传递出的触感与温度,以及纸张的尺寸和比例;版面字体的选择与运用;插图、墨色的选择等,最终构成版面美感的将是印刷区域与未印刷区域的关系,所有这些材料与元素都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构成它们之间美感的要素就是各部分的和谐统一。
结论
综上所述,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标志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从事标志设计的设计者和教育者来说,要深刻认识到时代发展形势对标志设计的全新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观念和思路,使标志设计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这门艺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任何设计都要紧跟时代,标志设计也不例外,一种设计风格会因为社会历史背向的变化而被另一种设计风格所取代,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时代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显示标识个性化的设计时代,设计师要注意世界前进的每一步。现代标识设计的信息化、视觉化、现代化将是当前的世界潮流。
总之,我们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除了把握标志所要传播的信息要点,还要谨记以上八项准则,标志设计也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设计出更好更有创意的高品质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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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深厚积淀,是一个国家灿烂文化的智慧结晶。它既浓缩了过去又影响着未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心态史学 年鉴学派 史学特征 史学功能
论文摘要:心态史学既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又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自年鉴学派笃力耕耘以来,心态史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之评述有利于推动这一史学研究新视角的发展。本文拟从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特征、史学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一、心态史学概念的界定
“心态”一词出自英语,最早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学,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然而,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被广泛运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本世纪初,由于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心态”一词的含义在法语中就表示“原始后期”人们的心理,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现象。心态研究被广泛运用到历史领域,是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发展而萌生、勃兴的。于是年鉴学派的各大史学家们便对心态史学有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由于“心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本身太广泛而又太模糊,虽然心态史学在法国已热闹了很多年,至今仍没有人能对此作出明确而又被公认为权威的界定。在我国,关于“心态”一词的解释,主要被收集在一些辞典条目中,如《汉语新词词典》解释为“指心理状态,内心世界活动的状态”。史学界对于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上借用年鉴学派的一些看法。可见,由于心态史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至使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飘忽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一种概念可总结为:心态史是研究一定时代群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史学分支。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二、心态史学研究的特征
心态史的问世是年鉴派新历史观结出的丰硕成果。年鉴派历史观的核心是“总体历史”,这一总体性最初是通过社会史和经济社会史实现的。于是心态史家们一开始便注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注重一定时代群体心理和大众意识的状态,注重从各种社会因素与社会存在出发研究个人心理成长与发展的历程,注重从历史文献和遗迹而不是任何模式出发去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精神生活,注重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问题等。这种研究的史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突出心态在历史运动中的“中介”地位和反作用
社会心态在历史运动中扮演着“中介”角色,这种中介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社会角度讲即:社会环境—人—社会运动;二是从个体角度讲即:社会意识—心态—行为。前者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显示心态受社会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其中“社会环境”涉及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后者反映心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功能,揭示人在心态影响下的行为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理想倾向发生的变化。同时,心态对社会历史运动具有反作用。因此源于社会主体的人的心态就是一股实在的社会力量,它不属于社会合力中的主要地位,却是推动社会演化的实在动力之一,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联系,以“中介”形式出现,以人为载体,通过人们的作用对社会历史运动发生影响。
(二)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指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却不知正在创造它。”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属性。历史研究也应包括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无意识的历史现象的考察,心态史学往往都是以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何谓集体无意识?“集体的,是指某个时刻整个社会人人都有的。没有意识,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因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守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的或不准使用的情感和幻想的表达方式。”因此,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所指示的“显然是一种群体现象”。心态史开创者之一非利普·阿里埃斯也证实“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一系列隐密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由于这些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一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因此,心态史学也被标榜为:“深层的历史学”。
(三)借助于表象符号系统破译文化特质
由于研究者缺乏人类认识自我的明确而系统的理论性或意识可资利用,因此只能借助于表象符号去迁回认识。如心态史学家对“节日、时间、税收、书籍内容、魔鬼观念、避孕行为的考察等,它们都反映了这个世界的表象系统,这一系统在深层使上述这些态度行为与法律、宗教概念、哲学或科学思想等精心构建的知识框架都相联系。这些表象也确实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见证,它们浸透着文化的个性是代表文化内涵的密码,破译了这些密码,无疑就把握和洞悉了文化的特质。如弗朗索瓦·菲索在他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图书书名、评论、读者、地方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和术语要领等的统计分析,勾勒了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状态发展的某些趋势。应该说,这样做比常规历史研究要困难得多,它需要历史学家具备更多的睿智与机敏,往往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大量日常重复出现的现象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因此,对于这些表象符号系统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辩,以及研究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是非常重要的。
(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特色
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比较独特,各种历史要素都可能在此找到汇合点,诚如勒高夫所言:“心态史也是各种对立因素的交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当代史学研究的能动性使这些对立因素交切到一起。这就使得心态史的研究必须与一些相关学科交叉与渗透,如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另外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由于心态史主要依靠非文字材料去重建逝去的人类生活,因此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创新。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的特征表现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资料上,所以什么资料都可以使用”。从食物、服饰、习俗、神话、信仰、举止到碑文、建筑、灾害、祈祷词、救免证书以及书籍、画像、雕刻、武器、随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这些文物资料,才从“整体上表达了以往社会的精神”。 三、心态史研究的史学功能
心态史学从二三十年代萌生到今夭成为法国史坛的一门显学,其史学功能是有目共睹的。
(一)加强了历史研究的主体效果和整合性
心态史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局限,从对经济、政治的研究扩展到对历史上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某一群体或集团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研究,研究手段也扩充为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立体效果,使历史研究结论更为充分可靠,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和现实借鉴意义,从而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历史是整合的现象。说明整合不局限在一系统之中,由多种系统构成的社会也是整合的。在社会大系统中作为要素的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之间都得保持相互和谐一致。当其中某一子系统因外力压迫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社会大系统内“一体化”而导致失衡,社会随之发生动荡和变迁。所以,社会稳定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系统的和谐一致来维持社会整合状态。这也告诫人们,在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协调时,切不能忽略社会心态的状态。
(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年鉴派的第一代曾力主研究全面的历史,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研究志趣以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等原因,他们的研究重点毕竟偏向社会经济史一端,到第二代尽管也提倡总体史观,但在实践中,显然还是以社会经济史为正宗史学。心态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年鉴学派的第一、第二代的欠缺,使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史学的领域扩展至旧有的界限之外,一切与人类精神形态有关的事物均可作为心态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一切资料(包括以前被史学家弃之不用的材料)都可以为心态史所用。二是重新发掘以前被人认出已彻底发掘过的旧有领域。为此,一些史学家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读某些被他们的先辈使用过的文献资料和其他资料,从中发现足以提出新见解的依据。
(三)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
心态史学的研究为史学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闯出了一条新路,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就年鉴学派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影响不断扩大,到新史学时期,不仅占据了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也博得厚誉。然而,这种影响毕竟仍限于史学界。心态史学的出现使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这是因为心态史学较好地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怀疑现代文明、怀念过去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寻人们观念的意识的历史与演变的“寻根热”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心态史学促成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社会经济转向社会文化,而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后者所包含题材更能吸引广大公众的注意。再加上心态史学家非常注意在选材、文辞上下功夫,从而保证了心态史著作能够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一些优秀的心态史著作堪称新史学的典范,新史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随之扩大。
四、心态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然,在肯定心态史学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心态史学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误区。
(一)片面强调心态的地位与作用。
心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但它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必须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社会的、文化的统一背景下进行,否则其结论就会变得扑朔迷离,不可捉摸。正如勒高夫所言:“对某些人来说,心态已成为全部历史演变的原因。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往往把心态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实体,一味夸大其作用,虽然在研究中给人以启发,但其结论不免带有神秘色彩,难以让人信服。
(二)跨学科研究中的生搬硬套
心态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无论从方法的运用还是理论的规范都应该是相关学科的有机交叉和融合。但一些研究者对心理学等并无深刻把握,经常造成个体、群体、情感、意识、动机等概念的堆砌,亦有些人对诸如语言学、符号学、计量学等知之甚少,生搬硬套,无法做到融会贯通,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深层探究。因此熟练掌握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欢迎心理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心态史研究行列,应是真正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碎化”现象的存在
年鉴学派创立心态史学的初始,心态史学家由于在社会史方面训练有素,所以其研究课题大多是整体综合性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们由于在社会史方面缺乏功底,又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往往津津乐道对服饰、举止、礼貌等太琐碎问题的研究,使“历史碎化”现象日益严重。新史学在解决总体史学与专题研究之间的关系、避免心态史学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现象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间题。
心态史学自80年代落户中国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勤奋开拓,卓有成果,也给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上述问题的存在,又妨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走出误区,使这一新领域得到更好的开发,仍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
论文摘要:薛绍徽在《满江红》的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官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栽,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填补了中法战争的历史空白。
论文关键词:薛绍徽;满江红;词前序;海战;价值
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晚清闽籍杰出的女作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黛韵楼遗集》。其夫陈寿彭(字绎如),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晚清外交官。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丈夫等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女学会、女学报和区别于西方教会所办的女学堂。且夫妇合译了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成为凡尔纳科幻小说最早的中译者,夫妇又合作翻译了《外国列女传》,最早且最有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西方妇女的著作。
薛绍徽自幼聪慧,学识渊博,一生创作了四百多首诗词,功力深厚,并反映社会现实。她在晚清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涉及社会改革、女学教育等及有治学见解的文章,对当世很有影响。林怡在《在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阑珊春事花谢水流》等文中,介绍了对薛绍徽的研究情况并对她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
“薛绍徽与其夫共习艺文,擅长诗、词、骈文的创作,并善绘画,精音律,文名播于福州、上海、北京等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学士。去世后。家人于1914年出版家刻本《黛韵楼遗集》四册传世,刻本封面题签系近代著名文士姚华。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为《黛韵楼诗集》,集名系陈宝琛所题;第三册为《黛韵楼文集》,集名系陈衍所题;第四册为《黛韵楼词集》。集名系林纾所题。足见作为介女流的薛绍徽曾以她非凡的才识为当时名儒硕学所敬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绍徽是冰心、林徽因、庐隐之前在全国最有影响的闽籍女作家、女学者、女艺术家。”
她才华学识并不只是表现在她的翻译文学上,而是表现在她对中国传统诗词文赋的创作上。“作为闽中才女的杰出代表,她的诗文一洗闺秀创作惯有的脂粉铅华,呈现的是基于传统温柔敦厚风格之上的新风貌……”。她的代表作《秦淮赋》全文长1540字,其中赋文1353字,赋前序文187字,全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大气沉郁之势,又有清丽隽永之笔。夹叙夹议,句句用典,可与俞平伯、朱自清二人的《秦淮赋》相媲美,笔者认为“其驾驭锤炼辞藻的空灵才气”甚至略高一筹。
这里只介绍她的一首词《满江红》的序:在此序中记载了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当清政府南方的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林狮狮为首。流亡海上与清管兵和外国侵略者对抗的渔民们英勇奋战反击法国入侵者,并击重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的英雄业绩,而林狮狮等人也在这次海战壮烈牺牲。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受尽列强侵略屈辱中很少有的扬眉吐气、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惜清史以及民国后的史书上对林狮狮等渔民的英雄业绩全无记载,单凭薛绍徽的这个序就值得中国人民永远感谢和铭记她。
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
序:中元日,绎如以甲申之役。同学多殁战事,往马江致祭于昭忠祠,招予及伯兄同舟行。航工一老妇言:当战时,适由管头载客上水。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避梁厝苇洲中,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小舟咸震慑。无敢行。四更,有橹声咿哑至。既近。则一破坏盐船。船有十余人。皆上斡乡远近无赖,为首林狮狮,讯敌船消息,既而驶去,天将明,又闻炮响数声,约有木板纷纷飞去而已,盖狮狮等虽横行无忌,此际忽生忠义心。见盐船巡哨者弃船逃走。既盗其船,用其炮,乘急水横出,将近敌船,望敌将孤拔所坐白堡者,燃炮击船首上舱,舱毁,敌惊返炮。而狮狮等并船成齑粉矣,绎如闻说。骇然曰:“是矣!数年疑案,今始明焉。”余叩其故,则曰:“我在巴黎时。适法人为孤拔竖石像于孤拔街。往观之,遇相识武员某言:曾随孤拔入吾闽。初三日战时,华船仓卒。无有抵御,惟至翌日天将明,似有伏兵来援。炮毁舱。孤拔睡梦中。舱板折,压左臂。伤及膏。还炮则寂然。乃疑港汊芦苇处无不有兵,急乘晓雾拔队出口。又畏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至白犬。修船治伤,弗愈。又至澎湖,终以伤重而殒。此一说也,我初闻以为妄。意是日之战,吾船既尽歼。督师跣而走。此江上下。实无一兵,安有翌晨突来之炮?不意今日始知有林狮狮诸人者。噫嘻!天下可为盗贼者,亦可为忠义。虽其粉身骈死,能使跋浪长鲸于怒波狂澜中,忽而气沮胆落、垂首帖尾、逃匿以死。其功岂浅鲜哉!惜乡僻。无人为发其事,子盍为我记之?”余曰:“唯”。用吊以词。
词:莽莽江天,忆当日、鳄鱼深入。风雨里、星飞雷吼,鬼神号泣。猿鹤虫沙淘浪去。贩盐屠豕如蚊集。踏夜潮、击楫出中流,思偷袭。咿哑响,烟雾湿。砰訇起。龙蛇蛰。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
词前序中,薛绍徽对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补充:
首先,介绍了《满江红》的写作背景,约1890年农历七月十五。薛绍徽的丈夫陈寿彭(字绎如)去马江(马尾军港)昭忠祠祭奠在中法海战中战死的同学,招呼薛绍徽和伯兄一同前往,他们同船而行。一位摆渡的老妇人向他们讲述了,她亲眼目睹的甲申中法海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细枝末节,但却对研究中法海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然后,词前序中描写了当时惨烈的战争场面:“风雷中,炮声、雨声交响……”当时,老妇人们避藏在芦苇洲中,只“见敌船怒弹横飞,如火球进出。我船之泊船坞外,若宿鸟待弋,次第沉没。入夜,潮高流急,江上浮尸滚滚,敌船燃电灯如白昼……”,她们的小船上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贸然前行。可以看出敌人有备而来,我军仓促迎战。
其次,词前序中描写了这场海战中。真正的英雄人物林狮狮出场了,薛绍徽先介绍了林狮狮等人的身份,平时他们都是上斡乡受清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当国难当头,他们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乘潮高流急、横空而出,接近敌船,用盐船上的大炮,向敌主将孤拔所在白堡上燃炮袭击,用炮轰击船首上舱,船舱被炮击毁,敌船惊慌返炮回击,林狮狮等义士所在战船被击成齑粉,他们慷慨就义,以身殉国难。他们的英雄壮举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爱国精神,反映了国难当头下层人士自发地对侵略者的英勇反抗。在文章中薛绍徽大胆地歌颂了林狮狮等人的爱国行为,与弃船而逃的“盐船巡哨者”和“跣而走”的清军“督师”等人的行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而作为具有正义感的普通女性作者能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和无情的抨击,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
再次,词前序中通过绎如(陈寿彭)的“骇然曰”补叙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侵略军的海军中将孤拔被林狮狮等人用炮击中,不久。孤拔伤重致死与澎湖。法国人为纪念其人,将孤拔的石像高高地竖在巴黎的孤拔街上。
最后,表达了绎如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法,表明了观点,替无人知其事感到可惜,让薛绍徽替他记载下来。薛绍徽不但记载了这件事,还写了一首《满江红》来凭吊。
林狮狮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一个平时受清朝官方迫害,逃亡海上与清政府对抗的义士,一个在甲申中法海战中用生命鲜血立下赫赫战功,写下辉煌业绩的民族英雄。但在我查阅的大量的中法战争历史资料中却从未提及此人。
在印鸾章著《清鉴》卷“十三法军寇闽陷马尾”条中记载与薛绍徽的上一篇词前序背景的交代基本相似,“佩伦仓卒遁”与“督师跣而走”所描写的情况是一致的。但很多细节多没有记载。提督孤拔如何被迫率舰队退踞澎湖,为什么不久即死在那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遇到相识武员某,听了他的话才明白,原来第二天拂晓时,法军以为清军好像有天降神兵来增援,又怀疑港汊芦苇之中,无处不有伏兵。急忙乘拂晓大雾率领舰队仓皇出逃,又害怕与长门炮狭路相接,趁大潮绕鸟龙江到白犬,又至澎湖。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清军。而是林狮狮等义士,当国难当头,怀着侠肝义胆、忠义之心。自发地登上被敌炮击坏的、巡哨者弃船逃走的盐船,向敌舰发起了攻击,击重了法海军最高司令官——孤拔所在的军舰,使孤拔伤重而亡。林狮狮等义士们以身殉国的英雄壮举,撼天地,泣鬼神。
笔者认为薛绍徽的《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的叙述是公正的、客观的,这个材料为研究中法海战提供了详实细节资料,这则珍贵的史料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一个真实的、说法一致历史展现给后人。
薛绍徽在《满江红》词前序中,提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孤拔是法国海军中将,被法国任命为舰队司令。1884年7月15日,他率领一支拥有8艘军舰的舰队驶抵我国闽江口,把战火扩展到福建和台湾的中国领土上。在海峡两岸犯下了滔天罪行。孤拔是侵华的罪魁祸首。在1885年3月甲申海战中,被英雄人物林狮狮等人开炮击重。受重伤,6月结束了他罪恶的短暂一生。死在了澎湖,真是大快人心。可是这场中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侵略取得胜利的战争却被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巴黎停战协定》、《中法新约》而葬送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纵有新式枪炮,也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更谈不上富民强国”。孤拔是侵略者的头目。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但他却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他的石像高高立在巴黎,让法国人民世代敬仰,而我们中国真正的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却无人知晓。被历史尘封。感谢女作者薛绍徽《满江红》词及词前序。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让我们中国人民也知道我们民族在中法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林狮狮的名字吧!
孤拔高高立在巴黎的石像在时时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希望屈辱挨打、对外软弱妥协的历史将永远成为过去。老教授激动的热泪,才女作家“笑天骄种子,仅余呼吸。纵逐波涛流水逝,曾翻霹雳雄师戢。惜沉沦、草泽国殇魂,谁搜辑?”的慨叹,林狮狮等人以身殉国难的英雄壮举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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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话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表面上看,中国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重负。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既没有经历过肉体饥饿的残酷折磨,也没有直接承受“反右”和““””的精神摧压,只是在童年时代见证了““””的历史劫难。但是,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构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科学上的依据。譬如,有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童年记忆将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甚至会潜在地规约着人们的整个心灵。因为“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如此,“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作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
事实上,很多作家也常常会意识到,童年记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盘踞在自己的创作中,甚至构成某种创作的潜在基调。但是,如果细致中国考察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的作家们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或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偶尔也会写一写自己的童年生活或童年记忆,但他们很少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一直保持着某种持续的叙事热情。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很少是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事。
而在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下,童年记忆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叙事资源,甚至成为他们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一条重要通道。他们中很多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以自身的童年记忆作为故事的核心载体来完成的。像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黄昏里的男孩》、《我胆小如鼠》、《兄弟》(上部),苏童的《桑园留念》、《刺青时代》、《伤心的舞蹈》、《城北地带》,格非的《追忆乌攸先生》,艾伟的《越野赛跑》、《乡村电影》、《回故乡之路》、《田园童话》,毕飞宇的《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东西的《耳光响亮》和《后悔录》,刘庆的《长势喜人》,陈昌平的《国家机密》,林白的《致一九七五》,王彪的《隐秘》、《残红》、《在屋顶飞翔》、《大鲸上岸》、《身体里的声音》……等等,都是如此。
记得汪政曾说:“对于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尚有一点‘“”’的梦幻般的片断记忆,在童年的回想中,还有动乱的余悸与忧伤,他们的经济生活还有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虽然他们的文化立场与知识人格已走向多元与开放,但占主导地位的可能还是充满着温情的、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的东西。”虽然汪政并没有明确地道出这一代作家在“群体意识和人道情怀”上作出了哪些承担,但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骨子里仍然存在着某种历史反思的强烈意愿。事实上,他们如此津津乐道地书写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正是在于他们试图通过这个人生的特殊端口,在一次次无望而又无助的漫游中,向那些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发出诚挚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童年记忆的叙事中,他们常常会动用一种窥探的叙述方式,借助少年人物的偷窥性视角,不断地深入到许多隐秘的生活内部,以此撕开沉重的历史帷幕。这一独特的叙事策略,既体现了这一代作家“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也折射了他们在规避历史宏大叙事之后的某些独特的审美思考。
2006年7月,余华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兄弟》上部。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沉寂十年之久的余华带着这部作品进入文坛,却立刻引起了大范围的尖锐批评,其中最多的指责就是李光头的“偷窥”情节写得过于粗俗。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现实经验的误读所致。在本质上,《兄弟》是一部高度符号化和隐喻化的小说,仅上部里就有三个非常典型的符号化情节:李光头通过磨擦电线杆来展示性启蒙;李光头通过偷窥美女的屁股获取三鲜面;“红袖章”们喊着口号在刘镇到处耀武扬威。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奇特的情节,只需从公众经验中就可以轻松获得的常识,但是,它们都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从精神到肉体被极度压抑的特殊征象。禁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虽然不及““””对个人命运(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命运的整体性伤害,但是,它对普通百姓的生存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华自己曾说:“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在余华看来,通过禁欲在平民百姓中所造成的伤害来打开这段历史,虽然不乏某些思维上的落套,但仍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从叙事策略上看,这种以少年“偷窥”的方式进入人性或历史深处的叙事,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叙事手法,而是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童年记忆的特殊处理。对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童年的成长不仅仅充满了苦涩的诗意,还饱含了无拘无束的放任和自由。在那个人人都处于高度自危的斗争年代,老师和家长们大多无暇管束他们,为此,他们得以自由地穿梭于现实的各个角落,探寻并发现了被现实遮蔽的各种生存景象。在《河边的战争》一文中,艾伟就全面地回忆过这种自由、冒险的生活。多少年之后,这种成长期里漫无目标的游荡,恰恰成为他们窥探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视点,并成功地帮助他们进入人性的深处,解开了诸多生命存在的密钥。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有余华、王彪、东西等人。在余华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里,作者一开始就将年幼的“我”置入某种恐惧与战栗的内心状态:“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从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接着,一个现在的声音迅速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恐惧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阒无人寂的黑夜里长啸,却没有任何人间的回应,这种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恰恰笼罩了“我”的整个成长历程。换句话说,余华从小说的开篇就采用了一种隐喻性的叙事手法,将孙光林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也无法把握,但是又必须把握。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的战栗。
事实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不只是孙光林,整个孙家的孩子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情境之中,父亲孙广才的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一种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告诉他,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他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份和养份,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在孙荡的五年时间里,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带来童年所必须的自由和欢乐,但是无论是继父王立强还是继母李秀英,都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所以他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而这种亲切感,还同样延伸到他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之中。遗憾的是,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孙光林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他甚至连家都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他,再一次回到了南门。
但是,重新回到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段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已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表面看来,孙光林是希望通过这种游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而当他那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窥探者,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之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独之中,甚至几乎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的增加,以及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致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打探者。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隐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厌倦与冷漠,都表明了他的整个成长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是以受难的方式,既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情感基质,又承载了中国社会在特殊历史阶段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这是一种文明缺失的代价,是物质和道义的双重匮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从余华叙述的核心目标来看,对基本人性的漠视、对基本人道的贬抑、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澄清思想,明辨是非,坚持正确原则,批评错误倾向,是符合思想斗争的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由于社会上对文艺讨论比较敏感,并鉴于史上搞文艺批判的某些经验教训,我们感到,如何正确对待作者,引导作者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和正确对待文艺批评,对搞好这场讨论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该刊从一开始便“与作者保持联系,缓和他思想上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座谈会前后,还以打电话的方式及时向他传达会议的精神。徐敬亚曾在电话中说:“你们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认为你们很负责任,这比较好,在过去不大可能。我表示感谢……”另外,这一期刊还满足作者的合理要求,如给他寄相关资料和准备发表的文章清样等。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把收到的读者来信及时传达给他。最终,徐敬亚的文章在字数被压缩、尽量保留了全部观点后,被有意放在1983年第一期,学习十二大精神相关文章的后面,发表的同时还专门设置了“当前文艺思潮探讨”栏目,同时发表了《关于非理性心理描写及其深化的文学潮流》、《一只有光明尾巴的现实主义“蝴蝶”》、《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变革》等文章,“还加了一个希望展开讨论的的编者按语”。这样精心地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种种复杂姿态和策略,终于使得这一地方性的期刊获得可贵的言说空间,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获得了一再涉及现代派及其他西方理论的合法性。
二
著名诗人李老乡曾对《当代文艺思潮》的主编谢昌余说:“现在有两颗大勋章,一颗是你们给甘肃文艺界挂上去的,这就是你们的刊物,一颗是徐敬亚给你们挂上去的,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篇文章。”(10)《崛起的诗群》成为继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的第三个“崛起”,这篇文章之后,才有了著名的“三崛起”之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现代派诗潮的宽容和肯定。但在激烈焦灼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身份地位,思想资源,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以及三位作者,却获得了不同的待遇。
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开篇就指出:“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1)他认为新诗在“五四”之后,经历了30年代的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正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以艾青和郭沫若为例,他认为新诗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于外国诗歌的借鉴。在此前提下,他以五四新诗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肯定写着 “古怪”诗歌的朦胧诗人们的革命精神,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主张“有一部分诗让人读不太懂”,最后以“接受挑战吧,新诗”(12)结束。谢冕站在当时文艺界的角度,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和出路,并以宽容态度居之,整篇文章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如果说谢冕文章的矛头还不那么明显,针对的是30到50年代的某种文艺思潮,那么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显然比谢冕更进了一步。他首先指出,权威和传统的不可侵犯性,是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的障碍。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当时的历史主流,这就意味着,朦胧诗人们是在顺历史潮流而行。孙绍振在谢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同时,他从哲学的角度,探讨朦胧诗中人的价值标准问题,并给与肯定。总的来看,谢冕和孙绍振分别以“五四”诗歌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思想资源,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在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比较客观,并未涉及具体的艺术细节,而是有所保留和克制。
较之谢冕和孙绍振文章的中规中举、宽容平和,徐敬业更极端激进,涉及了大量的细节问题。彭礼贤在《评1980年代文艺上的现代派问题论争》中指出:谢文几乎无辫子可抓,而孙文和徐文则相对来说被批判得多一点,尤其是徐文。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表面看来,徐文充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当时的历史方向是契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篇激情四溢的文章中,究竟充满了哪些不确定和可疑的因素?又有哪些可贵的声音被遮蔽和淹没?
徐文中的疑点和偏颇,涉及的并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当时敏感的大问题,被批判的命运一开始便已注定。首先是传统诗歌资源的问题。徐敬业把新诗潮看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时期,他认为,过去三十年的诗歌道路没有任何突破和创新,新诗潮开始,诗歌才开始真正地在政治观念上思考之外,开始对诗自身的规律进行认真的回想,他把这股新诗潮作为了诗歌艺术的可贵转机和必由之路。他在新诗潮的诗歌中,看到了对“艺术反映生活”、“理性诗”、“连贯情节”、“顺序时空观”、“单一主题”、“具象艺术”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方式的反叛,对传统诗歌“韵律、节奏及标点”的新处理等。言语之间,透露出对既往诗歌历史的间接否定,对“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的一种怀疑。同时,他看到“我国民族几千年道德观念和文学传统对青年们的无形哺育和制约”,最后,徐氏得出结论和对未来诗歌走向的预测:“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是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14)很显然,徐敬亚所要接续的传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五四”和30年代等40年代以前的诗歌资源。他所要极力回避的,是40年代以来一直占统治和主流地位的诗歌传统。在这一艺术规范还处于社会的主流和权威地位的语境中,徐敬亚无疑是在冒天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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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单纯的保护到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和满足居民生活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魏书》创设《序纪》,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有利于其从文化上认祖归宗。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 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客观上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中国历史发展看,《魏书》不仅是西晋末年以降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总结。《魏书》中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魏书》开篇的《序纪》,是12篇帝纪的引言,也是全书的总纲,作者的匠心和微旨贯彻其间。从历史编撰角度看,史书体例不仅是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问题,也是通过一定的编撰体例,表达史家一定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华夏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并依靠军事征服统一北方,他们既有战胜者的优越感,也有因华夏正统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夷狄民族的自卑感。如何有效说明像鲜卑拓跋氏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成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历史上论证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根同源,同宗共祖,论证汉人与长期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是夷夏关系而是兄弟关系,从血统论上找到少数民族政权存在和统治中原地区既合理又合法的历史根据。
《魏书》创设《序纪》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黄帝被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魏书·序纪》开篇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序纪》明确表示鲜卑族祖先是黄帝正妃嫘祖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昌意之子,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与颛顼应该是兄弟。因为昌意封地在北方,封地内有大鲜卑山,所以因之名号为鲜卑。鲜卑与汉人都是黄帝的子孙后代,二者区别仅在于居住地的不同,这就从族源上表明汉族与鲜卑族是同宗共祖的兄弟,都是黄帝的后裔,不存在尊卑、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都可以华夏族的身份承继中国历史发展的统序。《序纪》通过叙说拓跋氏是黄帝子孙而实现认祖归宗,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序纪》宣称拓跋氏是以黄帝的德运而得名的,拓跋氏一直秉行黄帝的德运,因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不仅是黄帝的子孙,在文化上并未因长期居住在边陲而割断与中原历史和文化的关联。《序纪》又说:“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意即昌意的后裔始均在尧时为官,并得到舜的赏识,任命为田祖,即管理农业的官员。既然拓跋氏的祖先在尧、舜时期曾入仕为官,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拓跋氏一直是华夏族的一部分。虽然拓跋氏后来过着游牧生活,这仅是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所致,并不说明他们与农业文明是对立的,因为拓跋氏的祖先们还任过舜的“田祖”,他们对农业是了解的,甚至是内行的。
《序纪》通过族源考索,认祖归宗,追认黄帝也是鲜卑族的祖先,从而说明汉人与鲜卑人同宗共祖,身上流淌的都是黄帝的血脉,二者是兄弟关系。这样的说法有两种直接效果:一是为鲜卑拓跋氏争得个遥遥华祖,为拓跋氏入主中原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依据,使拓跋氏入主中原名正言顺;二是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把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夷狄的鲜卑族融入中华民族,这不仅是民族观念的重要发展,对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魏书》主张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自班固《汉书》宣扬“汉承尧运”以来,正统论成为史学家们聚讼不息的大问题。班固宣扬刘邦为尧之后从而确立东汉的正统地位,形式虽然较为曲折,但这个传统一直受到后世史家的重视。《魏书·序记》通过族源考索,从历史上和血统上论证了北魏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但北魏政权要取得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与承认,还需通过为北魏政权“正名”来对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一步论证。《魏书》为北魏政权正名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传目设置上设立“僭伪”、“岛夷”传;二是在北魏的国号上做文章。《魏书》设立“僭伪”、“岛夷”等传,指称和记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称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僭”为“伪”,是要说明北魏才是正统所在;称宋、齐、梁为“岛夷”,则是要表明北魏才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前者是从政治上着眼,后者是从文化传统上考虑。虽然这些都是政治分裂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但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了北魏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北魏的政治统治找到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魏书》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北魏国号议定的过程。从登国元年(386年)4月至天兴元年(398年)6月,拓跋政权的称号始终悬而未定。天兴元年6月,太祖下诏议定国号。群臣大部分都主张以“代”为号,因为“代”具有封国和地域的双重意义。但是,在东晋皇帝司马德宗遣使来朝时,用什么样的国号来与东晋交往,意义就不同寻常了。拓跋珪舍弃群臣之言,选择汉族士人崔玄伯的意见,决定以魏为国号,以与东晋争正统。国号称“魏”,其意义有二:一是“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表明拓跋氏占有中原,理居“正朔”,使东晋标榜的“正朔”失去依据;二是拓跋珪以魏为国号,报书于东晋,等于宣称北魏政权才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而夺取曹魏政权的司马氏建立的晋政权是非法的。以正朔自居,旨在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这不仅迎合了拓跋珪贬抑晋主的需要,也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恢复魏晋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愿望。
《魏书》没有纠缠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否列入正统这个难以说清的问题,而是转换一个角度,提出了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的理论。《魏书》一方面宣扬北魏建立是“应运龙飞”,“受命维新”,这是天命所在,另一方面又强调北魏兴起的原因是“必有积德累功博利”,实际上是在说正统不是根据族称,而是以德相承。从天意到民心,从历史到现实上把北魏政权说得既合理又合法,北魏太祖拓跋珪成为中华共主理所当然。
《魏书》为三国两晋和十六国的历史画出一个历史发展统序,即汉—魏—西晋—北魏的历史序列,并以魏为正,以吴、蜀为“僭”为“伪”。魏为正统的理由是“魏文奄有中原”,吴、蜀为“僭”为“伪”是因为它们偏居一隅。对吴、蜀“论土不出江汉,语地仅接褒斜”,但还要“握皇符,秉帝籍,三公鼎立,比踪王者”,《魏书》表示出了嘲笑和轻蔑。《魏书》的用意是谁据有中原,谁就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值得注意的是,“僭”、“伪”、“岛夷”等传各卷篇末“史臣曰”与《匈奴刘聪等传》序论声气相应,以正统上国的口气对匈奴、东晋等政权加以贬斥,对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作了进一步的否定。但《魏书》在编纂体例上为东晋、南朝诸代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分别立传,其用意虽在贬斥但并不排除在外,即“今总其僭伪,列于国籍,俾后之好事,知僭盗之终始焉”。客观上,东晋、南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或正在占据的地域也是“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地域作基础,拓跋氏的“天下”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体例设置,突出表现了《魏书》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大一统民族观,对大一统思想作了新的阐释,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夷夏之防的历史作用,这无疑为多民族国家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笑敢先生先后费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老子古今》,将道家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笑敢早年进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现代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著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著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著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问题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自然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著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著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历史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自然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科学”(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著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现代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时代启示。最显著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著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问题,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著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经典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正在其对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有不同的启示;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典的解释完全没有客观性,可以兴到乱说。“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是指significance,而不是meaning。后者是文献所表达的原意;这是训诂考证的客观对象。即使“诗无达诂”,也不允许“望文生义”。significance则近于中国经学传统中所说的“微言大义”;它涵蕴着文献原意和外在事物的关系。这个“外在事物”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时代,也可以是其他作品,总之,它不在文献原意之内。因此,经典文献的meaning“历久不变”,它的significance则“与时俱新”。当然,这两者在经典疏解中常常是分不开的。(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我自觉这一段话大可为笑敢的议论张目,所以特别引录于此,以供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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